编者按
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些年来，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取得长足进展，坚定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自信和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5月9日，“真理领航·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列研讨会”2026年第二场暨第八届珞珈智库论坛在武汉举行，来自省内外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积极服务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本报现刊发部分发言摘要。
在世界文明史研究中提供中国范式
王巍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被公认为国际考古学界的三大核心课题。其中，对各大古老文明起源的研究，始终是全球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焦点。中华文明作为世界四大文明之一，以其唯一没有中断、延绵至今的特质，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据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由于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极其完整且连续的过程，它为人类文明演进研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样本。
长期以来，国际学术界关于文明的研究范式主要源于西亚和北非（如古埃及、两河流域等）的考古经验。然而，中国拥有独特的季风气候生态、南稻北粟的农业形态以及独有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这些特质决定了中华文明的演进道路具有高度的独特性。早期华裔学者曾尝试直接套用国外的研究模式，但往往遭遇“水土不服”，导致部分研究结论显得牵强附会。由此，立足中国实践、探索并建立符合自身特点的文明起源研究范式，成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国际话语权的必然选择。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一项承载着国家战略使命的重大科研工程。该项目自2004年春季正式启动以来，已历经22年的深耕细作，研究范围覆盖了黄河、长江流域及西辽河流域等关键区域，主要聚焦于距今5500年至3500年这一人类文明转折的关键时段。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在于科学的方法论。在探源工程中，马克思主义并非空洞的教条或口号，而是被转化为一套有力的分析工具，深刻地体现在四个研究维度中。首先是社会有机体的视角。西方范式往往倾向于将文明的兴衰归结为环境变迁、灌溉系统或战争冲突等单一因素的放大。中国方案则坚持社会是一个方方面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因此设置了环境、生业、精神信仰和社会形态等全方位维度，重点挖掘各因素与文明演进的内在联系。其次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研究视角。研究团队并非直接套用宏大叙事，而是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入手，深入分析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专业化（如制陶、琢玉等）如何驱动社会组织形式的质变。第三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原理。中华文明的演进是一个缓慢而持续的过程。探源工程将“社会分化”视为文明因素量的积累，认为文明社会的门槛并非一蹴而就，其最终的质变点在于“国家”的出现。最后是普遍联系的观点。通过对长江中游、中原地区等关键区域互动关系的考察，研究证实了不同区域间的交流互动（如以玉为贵的理念传播）为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这种内因与外因相结合的分析手段，在揭示区域文明与整体文明的关系时表现得非常有效。
加强话语创新，构建中国特色的文明话语体系。在社会组织形态的定义上，探源工程主动放弃了西方人类学中存在歧义的“酋邦”理论。该模型主要基于美洲和非洲的民族志材料，与中华文明早期“满天星斗”般的多元起源格局显著不符。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学者从古代文献中提取并实证了“古国”概念，将夏王朝建立之前的距今5500年至4000年这一时段定义为“古国时代”。这一话语体系的建立，更贴合中国历史实际，是构建文明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一步。在社会演进动力的解释上，中国考古界对西方的“社会复杂化”理论进行了深刻反思。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中国方案提出了“文明化进程”理论，主张从生产力发展、精神生活丰富与社会分化三个维度，全面阐释从平等社会向早期国家演进的历史逻辑。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普遍以“文字、青铜器、城市”这一源自西方历史经验的“三要素”作为文明的硬性标准。若以此为标尺，中华文明只能从发现甲骨文和青铜器的商代晚期（殷墟）算起，这严重割裂了中国文明的早中期脉络。事实上，美洲的玛雅文明没有冶金术，印加文明没有文字，但它们作为人类公认的古老文明，证明了“三要素”缺乏全球普适性。基于此，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一是生产发展与城市出现，农业与手工业显著进步，人口增加并向中心聚落集中；二是社会分工与阶级分化，高技术含量手工业被王权掌控，形成了占有社会大部分财富的贵族阶层；三是权力强化与国家产生，出现了集军事指挥权与祭祀神权于一身的“王”，以及具有强制性的公共权力——国家。
浙江良渚古城的发现与发掘，为这一“中国标准”提供了有力实证。良渚遗址自1936年被发现以来，其考古工作在探源工程的指导下实现了质的飞跃。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国际学术界正式认可良渚为“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这不仅是对中国考古成果的肯定，更是对中国文明标准的认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这一方案突破了原有理论框架的局限，为研究世界各地那些没有发现文字或冶金术的早期复杂社会和文明形态，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新思路与研究范式。同时，还揭示了中华文明五千多年连绵不断的奥秘，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有力的历史与理论支撑。
认识新大众文艺需要一个总体性视野
李敬泽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新大众文艺为文艺和文化研究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当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认识和概括一个个具体现象上。但与此同时，更应认真思考新大众文艺作为一个文化理想和实践的过去与未来。
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就高瞻远瞩地指出：“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由于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等发展，文艺乃至社会文化面临着重大变革。”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深刻把握时代发展大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方向，推动和引领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变革，形成了新大众文艺的澎湃浪潮。
我们党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不断推动文艺大众化探索，到延安文艺座谈会，达到了理论和实践上的高度自觉。文艺大众化，是在中国革命进程中，面向广大人民群众而进行的文化、情感和政治动员，具有强烈的历史针对性。关于大众文化、大众文艺的理想与实践，也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之中。自孔子“有教无类”以来，中国文化的基本理想就是教化的普遍性，在广大人群中实现普遍教化。而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正是人的普遍的全面发展。因此，大众文化与大众文艺，正是我们党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将马克思主义理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历史和时代的现实要求融会贯通的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交汇点。
今天认识“新大众文艺”，我们依然需要这样一个总体性视野。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与文化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什么中国式现代化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实现精神共同富裕，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在这些历史与现实、理想与实践的总体视野中，我们看到新大众文艺不仅是自发的文艺现象，更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创造历史和未来的文艺实践和文化实践。
新大众文艺绝不仅仅是新现象的层出不穷，我们需要关注那些在现象之下文艺和文化的基本条件的革命性变革。
首先是文艺文化的基本社会条件发生了巨变。1949年前的中国，一个高中毕业生就是罕见的大知识分子。如今，大众已经不是我们原来以为的那个大众，2024年我国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14年，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已达到2.5亿。这意味着，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数量级、如此高素质的庞大群体。这是我们面对的基本条件，绝非简单的“跳广场舞的大众”。当我们谈论文艺文化的变化时，必须注意到这个基础条件前所未有的变化。
其次是技术和媒介条件的革命性变化。在互联网乃至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媒介变革与新的大众相结合，带来了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知识、技能、眼界的大规模扩散。
正是在这两个巨变的交叉合力下，文艺及文化形态必将发生深刻变化。这个变化的根本意义，在于人民在文艺和文化中的主体地位更为全面而深刻的实践。在原有的文化条件下，人民的主体性，主要需要通过作家、艺术家等中介来实现。群众大部分情况下是单向的接受者。但现在，人民群众全面介入文艺从生产到传播的各个环节，这种变化在文化和文艺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带来了一系列基础逻辑的深刻变革。
比如，过去牢固的专业技能壁垒正在崩塌。一个人要是会作曲，过去需要多年专业学习，如今普通人借助AI就能生成一段交响乐。这是革命性的变化，它使得几千年来关于大众与专业、接受者与创造者的关系，使自浪漫主义以来的艺术创造神话都面临考验和重构。
更重要的是，文艺归根结底关乎人如何自我表达、自我想象，以及人如何相互联结成为社会共同体。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条件下，这一切同样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关系到未来人的存在方式。今天人们可以和AI谈恋爱、聊天，这绝非小事，它关系到未来人的存在方式。一系列过去显而易见、答案清晰的问题，在现在、在未来都变成了有待探索的问题。
新大众文艺为我们敞开了巨大的视野和创造的可能。从中华文明独特的文化理想到今天的新大众文艺，我们正在展开具有中国特色、同时对世界有巨大启示意义的文化实践。今天的新大众文艺同样如此，我们正在经历着具有中国特色、同时对世界有巨大启示意义的文化实践。
这一实践不会自然发生，它需要高度的理论自觉，甚至政治自觉。我们不能将大众仅仅界定为消费大众，它必定也必须是具有政治向度的大众。这样的大众如何建构、如何发展、如何开辟未来，是摆在我们所有理论工作者面前的激动人心的前景与挑战。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文明注入新内涵
马敏 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式现代化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中国式现代化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路径与方式，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与目标。
第一，人类文明新形态体现了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大趋势。
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由低到高的逐步演进过程。自大航海时代以来，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人类文明从以传统农耕文明为主导的古代文明演进到了以大工业为主导的现代文明阶段。现代工业文明从一开始就同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相联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征服、扩张的产物。
与现代大工业相联系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相对于传统农业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的诞生无疑是一种历史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基于资本逻辑的资本主义文明又有着与生俱来的弊端，比如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剥削制度等。资本主义文明所固有的内在矛盾，使其具有历史暂时性、过渡性，不可能“终结”文明演变的历史进程。
从现代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关系看，两者固然有着密切的关联，但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西化。不容否认，在现代化早期阶段，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确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但在现代化后期阶段，非西方社会的本土文明得以复兴，并通过不同的道路实现自身的现代化的文明观和西方中心主义受到普遍的质疑，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开始走下坡路。
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恰好反映了人类文明演进的大趋势，力图建构一个更能适应时代发展的、更具生命活力的现代新文明。
第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突破和超越。
在发展前景上，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和中国早期现代化，它正试图创造一种能够突破并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在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关系上，突破西方现代文明过度追求物质财富和物质享受的局限，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追求更加平衡和协调发展的现代文明。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突破西方现代文明过度追求个体中心、私人利益，不断扩大贫富差距的局限，变“资本本位”为“人民本位”，强调个体与群体相协调、个人与社会相和谐，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追求更能体现公平正义的现代文明。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突破西方现代文明过度追求对自然的征服和索取，导致全球生态环境恶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强环境保护，大力促进新型工业化，追求绿色发展的现代文明。
在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突破西方现代文明长期推行的强权政治和对外扩张，打破国强必霸的铁律，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相处，合作共赢，为人类文明注入全新的“世界主义”内涵。
中国式现代化对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深刻重塑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格局与趋势，创造出截然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第三，人类文明新形态所具有的中国特色与世界意义。
以社会主义新型文明观为载体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有着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既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融入了新的时代精神。
传承“民惟邦本”的“民本”思想，建设现代政治文明。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民本观是儒家学说的精华。我们继承中华传统“民本”精神，展现人民至上的价值情怀，走的是一条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相统一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
传承“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建设现代社会文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在现代化建设中，应秉持“尚公”“小康”的理念，加强民生建设，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传承“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建设现代生态文明。正是从中华文明历史智慧中，人们领悟到，“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因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应当树立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走出一条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新路子。
传承“协和万邦”的“天下”传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文明历来就有“尚和”“大同”的基因，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秉承“亲仁善邻”“和而不同”的理念，展示出高度自信、包容和大气的特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旨在建设更具包容性、多元性的现代世界文明秩序。
人类文明新形态既具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时代品格，又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根基，是中华文明在21世纪的新发展、新形态。
以文化产业推动社会转型的深层逻辑
傅才武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
中国文化体制改革40年来，文化领域历经文化市场启动、文化产业发展，再到人文经济培育与确立的发展进程，始终贯穿着文化产业标识性概念及其作用机制的演进主线。从文化产业关键词的视角，可清晰把握当前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发展的逻辑进路。
多年来，武汉大学文化研究团队立足珞珈文化学派“经世致用、释古启新”的学术传统，以冯天瑜先生开创的“历史文化语义学”为方法论，聚焦“文化产业”这一关键词从“中西对译”的创制名词，成长为中国本土标识性概念的历史进程，揭示标识性概念在文化现代转型中的独特作用。
珞珈文化学派的学术传统，源于抗战时期文化动员的时代需求。1938年夏，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于珞珈山提出“文艺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创作了大量抗战戏剧。抗战期间，武汉大学张沅长、方重两位教授投身“文化抗战”，相继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发表专论，阐释中国文化价值与中国国家形象海外传播问题，这是中国学界国家文化研究的开端。
在学派传承与发展中，师从梁启超、王国维的历史学家冯永轩先生及其子冯天瑜先生构成了核心学术脉络。冯永轩先生致力于西北边疆地理和楚史研究；冯天瑜先生幼承家学，开创“历史文化语义学”，援引陈寅恪先生名言：“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主张在词语字面意义之外，深挖其蕴含的社会思想内涵。其标志性成果《“封建”考论》《中华元典精神》等，为理解关键词在文化转型中的杠杆作用提供了经典范例。
这一方法的核心洞见在于：关键词是时代精神的凝结，也是推动社会转型的杠杆。从“革命”等政治关键词，到“文化产业”“人文经济”等人文经济关键词，语义变迁不仅反映时代价值导向，更参与社会结构的重构。
“文化产业”如何从学术概念转化为政策术语？从政策演进来看，三个关键节点标志着“文化产业”的正式崛起：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务院将文化领域纳入第三产业范畴，打破文化“事业化”的单一模式；1998年，文化部设立文化产业司，标志着文化产业进入政府引导发展阶段；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首次在中央文件中写入“文化产业”，将其纳入国家发展规划。
从实践成效来看，文化产业从文化行业体系中独立出来，产生了显著社会效益，从国民经济边缘领域成长为重要产业门类。
以百年视野审视，文化产业在不同世纪之交发挥着不同作用但同样关键的功能。19至20世纪之交，甲午战败后，“旧学不足恃”，中国社会亟需承载公共讨论的思想市场。早期文化产业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为产业基础，以近代报刊业为传播网络，扮演起比较中外、审视自身的“拟镜”角色。一纸风行而世风变迁，早期文化产业引介西方现代性知识体系，推动中国传统知识结构“系统性内爆”，进而助推社会制度“革命性变革”，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思想推力。
基于文化产业推动社会转型的深层逻辑，我们可将这一关键词置于更高理论范畴审视——“人文经济”。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文经济学”研究课题，“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2025年，总书记再次强调“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开辟了人文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新境界。
从历史文化语义学视角看，标识性概念对社会的作用机制体现在四个层面：语义解构与重构机制，打破传统认知范式；传播与渗透机制，凝聚社会共识；制度与实践驱动机制，引导资源配置；传承与创新机制，推动文化现代转型。
“文化产业”从外来译名成长为中国本土标识性概念，其演进历程深刻彰显了关键词在文化现代转型中的能动作用。从“拟镜”（示范）到“内逼”（竞争），从“观念创新”到“体制改革”，从“文化产业”到“人文经济”，标识性概念的每一次语义转换，都是时代命题在概念层面的凝结与回应。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当下，珞珈文化学派的历史文化语义学传统，与全国文化产业学术共同体的集体努力，为理解“概念与社会转型的双向互动”提供了重要方法论启示与实践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