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亚太最值得珍视的，不只是增长的速度，更是彼此保持连接的能力；不只是在竞争中创造新的优势，更是在差异之中不断寻找共同繁荣的可能

文｜特约撰稿人 时青靖 《财经》记者 王延春

编辑｜王延春

亚太地区是全球文明形态最为多元、经济增长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这里既有不同的历史传统、制度安排与发展道路，也形成了高度交织的贸易、投资与产业网络。过去几十年，亚太经历了从“地理相邻”到“发展相依”的深刻转变，不同经济体在相互依存中寻找共同利益，在差异之中探索合作路径，共同塑造了世界经济版图中最具活力的增长极。

2020年11月20日，习近平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引用马来西亚谚语“遇山一起爬，遇沟一起跨”。这句话所表达的，正是“亚太大家庭”的精神内核。APEC由21个经济体组成，各成员文化传统、发展阶段和制度环境各不相同，却在过去30多年中不断扩大经济联系、深化区域合作。亚太经受住了金融危机等多重冲击，数以亿计人口摆脱贫困，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互信、包容、合作与共赢，也逐渐成为连接这个多元区域的重要纽带。

亚太的繁荣，从来不只是经济增长的故事，更是一部不同文明彼此接触、理解与互鉴的历史。亚太汇聚了迥异的语言、历史脉络、社会结构与文化价值，而经济全球化和数字时代又不断将这些差异置于更加紧密的互动之中。正如新罗学者崔致远所言：“道不远人，人无异国。”不同的发展道路并不妨碍各经济体在追求和平、发展与繁荣上形成共同利益。真正重要的，是如何在差异长期存在的情况下，找到能够共同前行的路径。

而今，亚太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从相互依存走向共同繁荣

未来数年，亚太仍将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支撑增长的条件正在发生变化。世界经济增速趋于温和，地缘政治博弈加剧，产业链与供应链持续重构；与此同时，数字化、人工智能、绿色转型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在重新定义增长的来源与方式。过去依靠规模、成本和全球分工形成的竞争优势，正在让位于创新能力、产业韧性、制度协调以及长期合作能力。

由此，亚太未来需要回答的，已不只是“如何增长”，更是“如何共同增长”。

2026年APEC将“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确定为主题，并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三大优先领域。这一主题回应了亚太正在经历的结构性变化：在不确定性上升的环境中保持开放，在产业和技术重构中寻找创新空间，在差异与竞争并存的格局下维护合作。亚太下一阶段的发展机会，也将更多蕴藏于这些变化之中。

实际上，产业链的重构正在重新绘制区域经济地图。企业在重新评估成本、效率、韧性与安全之间的平衡，新的生产网络和供应链节点不断形成。对于亚太而言，这既意味着产业转移、贸易摩擦和规则差异带来的挑战，也意味着数字贸易、绿色产业链、先进制造和新型产能合作正在创造新的增长空间。产业链的变化并不必然意味着区域经济走向彼此割裂，相反，它可能推动新的区域分工和更加多元、更具韧性的合作网络形成。关键在于，如何让这种重构转化为更广泛的发展机会，而不是新的分化。

同时，这种变化也在改写区域竞争的逻辑。正如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首席执行官、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ABAC）区域经济一体化工作组副主席郭柄汛所提出的，未来十年的全球商业竞争将发生深刻变化，竞争优势将越来越属于能够构建生态系统、实现信任连接与协同创新的企业与经济体。在他看来，拥有优秀的产品只是进入全球市场的起点，真正支撑长期发展的，是成为全球客户、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愿意信赖并长期合作的伙伴。

这一判断揭示了亚太经济联系深化之后的一个关键命题：竞争优势越来越取决于连接的质量。企业需要的不仅是进入市场的机会，还包括稳定、可信的合作关系；经济体之间不仅需要贸易与投资往来，还需要让产业、技术、制度与人才形成更加有效的协同。

不可否认，区域一体化不断深入的同时，规则碎片化的隐忧也在上升。数字贸易、数据流动、人工智能治理、绿色标准以及供应链规则等新议题，正在超越传统贸易规则的边界。不同经济体基于自身发展阶段和现实需求形成不同制度安排，本身并非问题；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让不同规则之间能够衔接，让差异能够被协调，让区域经济在保持多样性的同时继续扩大共同市场。

世界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地缘政治格局复杂演变，数字革命重塑产业形态，绿色转型迫在眉睫。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需要从更长远的历史视野和更宏阔的区域格局出发，思考亚太合作的未来方向。为全面展现亚太工商界构建开放型亚太经济、助力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愿景，我们将2026年ABAC会议主题确定为“开放、互通、协同”。

2026年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主席、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李凡荣提出，展望未来，如何打造亚太发展的下一个30年，是摆在我们这一代工商界人士面前的重要课题。世界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地缘政治格局复杂演变，数字革命重塑产业形态，绿色转型迫在眉睫。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需要从更长远的历史视野和更宏阔的区域格局出发，思考亚太合作的未来方向。

重新定义亚太的互联互通

因此，重新理解“互联互通”，已经成为亚太未来发展的重要命题。

今天的互联互通，早已不只是港口、铁路、航线和物流网络的物理连接。商品和资本可以跨越边界，但如果规则无法衔接、标准难以兼容，经济联系仍可能受到新的阻碍；技术可以快速传播，但如果治理原则无法形成共识，创新也可能带来新的鸿沟；企业可以进入新的市场，但如果彼此缺乏理解与信任，商业合作很难形成持久的基础。

中信集团副总经理、ABAC中国代表及互联互通工作组主席曾琪对此判断：“越是不确定的时代，越需要连接；越是不同的世界，越需要理解。”在曾琪看来，中国企业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不只是把产品卖出去、把资本投出去，更重要的是让自己真正融入一个更大的世界。过去，企业更多讨论“如何走出去”；未来更核心的问题，则是“走出去之后，如何与世界共同成长”。这要求企业不仅具备技术、资本与产品的硬实力，更要具备跨文化沟通、跨制度协作和跨周期经营的能力。

这一观察将互联互通的意义从市场拓展推进到更深层次的合作能力建设。全球化进入新阶段，企业面临的挑战不仅是如何跨越地理边界，更是如何理解不同制度与文化背后的运行逻辑，在差异中建立共识，在合作中创造共同价值。

曾琪进一步指出，互联互通是一个由不同层次共同构成的体系：“硬联通”解决彼此能不能连接，“软联通”解决彼此能不能顺畅合作，“心联通”则决定彼此能不能建立长期的底层信任。基础设施搭建连接的骨架，规则与机制降低合作成本，而最终让合作穿越周期的，始终是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尊重与包容。

这一认识为亚太未来的区域合作提供了重要参照。经济互联互通，是区域繁荣的基础。贸易、投资和产业链的持续连接，使不同经济体形成越来越紧密的利益纽带。面对全球供应链重构，亚太需要在效率与韧性之间寻找新的平衡，在竞争与合作之间形成新的分工。人工智能、新能源、先进制造、数字服务以及绿色产业，都可能成为下一阶段区域增长的新支点。企业所面对的，也将从寻找成本最低的生产地点，转向重新思考如何嵌入一个更加复杂、更具韧性的区域产业生态。

制度互联互通，则决定经济联系能够走多远。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不只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更是让不同经济体能够在差异中找到共同运行的接口。面对数字贸易、数据跨境流动、人工智能、绿色标准等新议题，亚太需要更多能够兼容差异、衔接规则的制度安排。区域一体化并不意味着所有经济体采用完全相同的规则，而是通过持续协调，让不同制度之间拥有更多可对接、可合作的空间。

而更深层的互联互通，是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信任。

当前世界格局复杂动荡，“如何共处”正在成为比“如何增长”更为根本的问题。区域竞争无法单独提供未来发展的方向，真正稀缺的，是一种能够在差异中保持连接、在变化中维系秩序的能力。亚太没有一种发展模式能够覆盖全部现实，也没有一种价值可以取代其他选择。正是在长期面对差异的过程中，亚太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合作方式：承认差异，在协商中建立信任；保持多样，在共同利益之上形成共识；以“和而不同”的智慧，为区域合作保留更大的可能性。

文化与人文交流因此并非经济合作的附属品，而是区域互联互通更深层的基础。青年、人才、企业家、研究者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不断增加的跨境交流，正在形成一种难以完全由正式制度替代的“软联通”。商业联系可以打开市场，制度连接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而人与人之间持续积累的理解和信任，才能让区域合作获得更加持久的生命力。

这也是亚太合作机制独特的价值所在。

作为APEC机制中连接工商界与公共决策的重要平台，ABAC长期将企业对贸易、投资、产业链、数字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经验带入区域政策讨论。据悉，今年，ABAC发布一系列声明，如《ABAC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的声明》和《ABAC关于支持亚太互联互通的声明》等，为APEC合作提供坚实的工商界支持。它所体现的并不只是工商界参与区域治理的方式，更是一种亚太式的合作逻辑：不同经济体不必先消除差异再开始合作，而是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寻找共同目标，在具体问题上不断扩大可以合作的空间。

这种逻辑在今天尤其重要。经济越是深入融合，就越需要稳定的规则连接；技术发展越是迅速，就越需要更广泛的协作；世界越是不确定，就越需要为对话和理解留下空间。亚太合作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正在于这种在差异中寻找共识的能力。

全球化的深圳坐标

2026年，APEC将再次来到中国，中国也将第三次担任APEC东道主。11月，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和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深圳举行。从空港门户到高铁枢纽，从城市主干道到社区门口，“APEC CHINA 2026”标识的海报、道旗、标牌在深圳随处可见。深圳湾的建筑上，“当好东道主 喜迎APEC”的画面点亮了城市。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年3月8日，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外交主题记者会上表示，今年是APEC“中国年”，也是中国第3次担任东道主。从2001年的上海，到2014年的北京，再到今年的深圳，25年来APEC风雨兼程，经历了区域合作的坎坷起伏，也见证了中国与亚太同行的初心不改。亚太共同体概念提出已有几十年时间，但这一概念不能停留在纸面上，不能局限于愿景中。我们希望能在深圳找到答案。会议聚焦“开放、创新、合作”，推动亚太自贸区、互联互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深圳是一座因开放而生、因连接而兴的城市。从经济特区起步，到成长为全球重要的创新与贸易中心，它的发展轨迹本身就是中国融入亚太、连接世界的一个缩影。这里既有高度开放的市场，也有持续重塑产业边界的创新能力；既连接着全球产业链，也不断探索新的制度与治理方式。深圳所展现的，是一座城市如何通过开放、创新和连接不断获得新的发展动能。

因此，2026年的深圳不仅是一场区域合作盛会的举办地，也是一扇观察亚太未来的窗口。APEC成员经济体及多国政界、学界、业界代表，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围绕亚太经济一体化、亚太共同体制度创新、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等重大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2026年的“中国年”，不仅是一次东道主身份的转换，更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亚太发展逻辑的机会：当全球化进入新的阶段，区域合作需要怎样的开放方式；当产业链不断重构，企业需要怎样的连接能力；当人工智能和绿色转型改变增长模式，亚太又应当如何共同塑造未来。

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可能来自某一个经济体，也不可能依靠某一种模式独自完成。

亚太之所以能够成为今天的亚太，恰恰因为它始终是一片差异共存的土地。这里有成熟经济体，也有快速发展的新兴市场；有不同的制度体系，也有截然不同的历史经验；有激烈的市场竞争，也有广泛而深刻的经济依存。未来的亚太，也不会因为差异消失而更加确定。真正重要的，是能否建立一种更加成熟的合作能力，在差异中寻找共同利益，在竞争中保留合作空间，在变化中维护彼此之间的连接。

商船三井前社长、前会长，现任特别顾问兼ABAC日本代表池田润一郎，从长期经营的角度阐释了这一问题。他指出，企业的长期竞争力并不单单取决于速度与规模，更取决于能否形成跨越周期的历史视野，并建立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制度信任。对于承担社会基础设施功能的企业而言，真正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商业成果之中，也体现在面对危机与变局时，对安全、信任与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坚守。

从企业经营到区域合作，这一判断指向相似的现实：短期增长可以由市场机会推动，长期繁荣却需要更稳固的信任基础。无论是企业建立国际伙伴关系，还是经济体深化区域合作，都需要在持续沟通与共同实践中积累信任，让合作关系经得起环境变化与时间考验。

这或许正是“和合”对于亚太未来最深层的意义。

展望下一个30年，亚太真正需要构建的，或许不只是更加密集的经济联系，而是一套能够让不同经济体长期共存、共同发展的连接体系。经济的互联互通，让彼此形成更深的利益纽带；制度的互联互通，让差异获得协调与衔接；文化与人文的互联互通，则让合作拥有超越短期利益的信任基础。

开放，让区域保持流动；创新，为未来创造新的可能；合作，则让不同经济体能够在共同利益之上继续前行。

当经济、制度与文明三重连接彼此交织，一个更加开放、包容、韧性更强的亚太共同体，才可能真正从愿景走向现实。

这或许正是2026年APEC中国年所提供的更深层启示：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亚太最值得珍视的，不只是增长的速度，更是彼此保持连接的能力；不只是竞争中创造新的优势，更是在差异之中不断寻找共同繁荣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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