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1日晚，湖北省博物馆“钟鸣楚天元宵夜”灯会正在紧张彩排。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何宇欣 摄）

□ 陈荣卓 赵正豪

发展文化事业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基本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着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让人民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强调“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是融合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要素的先进生产力形态，为公共文化服务迭代升级带来重要机遇。发展文化领域的新质生产力，不仅有助于突破传统公共文化服务的时间、空间和资源限制，而且通过重构生产、传播、消费链条，还能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从标准化向个性化、从单向输送向互动参与转型。公共文化服务生产和供给模式的跃迁，将促进文化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供有力支撑。

助力构建现代化文化治理体系

新质生产力以开放协同理念打破资源壁垒，并借力数字技术实现精准触达，推动价值传播范式革新，能够系统性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供需匹配效率和价值渗透能力，为构建现代化文化治理体系提供助力。

从资源整合看，可以借助开放的协同生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要素高效流动。智能平台可以将文化机构的专业能力、科技企业的技术优势与社会组织的动员网络有机整合，建立起多层次协作机制。不同主体可按预设规则自主交互，形成突破物理边界的共享服务网络。数据要素的深度关联与智力资源的跨界流动，可以推动文化资源配置从单一供给转向多维协同，动态优化公共文化服务全链条。

从数字支撑看，可以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等技术，构建起全方位的数字化支撑体系。不同技术的整合运用，可以推动形成文化资源数据要素的标准化采集、智能化处理与分布式应用的服务体系，并通过实时反馈与动态调整机制，不断缩小服务供给与群众需求之间的信息差与时间差，建立起供需平衡的良性生态。也就是说，在文化领域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公共文化服务从工具革新向范式变革跃升，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重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的实现路径。

从价值重塑看，可以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从量的积累向质的提升转变，加快主流价值观的塑造。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催生出人机协同的新型创作机制，既要保留主流价值内核的严肃性，又要赋予文化内容以多维叙事张力和跨媒介融合的可能。特别是随着叙事空间和叙事方式的快速变革，立体传播正在打破过去单向说教的二维模式，通过情境建构与交互设计搭建起价值认同的三维框架，实现了价值塑造体系从灌输到浸润、从告知到体验的显著提升，形成更具时代穿透力的价值塑造体系。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全面革新

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利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实现全面革新。数字技术的充分运用，可以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生产、服务供给、服务评价形成良性闭环，突破传统行政化供给的边界，形成资源配置更高效、服务触达更精准、参与机制更开放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新范式。

在服务生产上，新质生产力的智能化特征正在重塑公共文化服务的生产模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演进使公共文化服务系统具备推演需求走势的关键能力，数据驱动的决策机制突破了传统经验判断的局限性，可以在文化热点形成过程中快速响应，显著提升服务供给的及时性。这种转型不仅体现为技术工具的升级，更意味着生产关系的深层调整，使得潜在的公共文化服务缺口可被及时识别，推动公共文化资源的精准适配与前瞻布局。

在服务供给上，人工智能的深度渗透正在重构文化服务供给的底层逻辑。分布式技术的广泛运用赋予创作者的关键身份，能够消除创作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角色差异，使得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从机构主导转变为用户驱动。大型公共文化服务平台按贡献参与收益分配的激励机制，必将持续催生高密度的文化参与，推动多样化的叙事逻辑得到持续运用。在这个过程中，文化服务的供给内容从封闭的专业演出活动转变为全社会的开放行动，既产生了经济效益又获得了社会效益。

在服务评价上，广泛的用户参与留下了丰富的数字足迹，推动形成以数据为抓手的文化评价体系。通过全周期多维度的实时监测，能够将过去难以汇集、量化的公共服务评价转换为结构化的描述，例如停留时长、互动频率、情感倾向等。这一转变将过去模糊的行政评估转化为可量化的技术规范，使得文化决策从少数群体的封闭模式转化为广大群众的开放协商，从而形成公共文化治理新生态，有效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效率和供给质量，减少公共资源浪费。

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动态平衡

人类在主导技术发展的同时，也在受到技术的影响。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一方面能够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升级，另一方面必须体现人文关怀，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动态平衡。

防范过度技术化的错误倾向。部分文化机构过分追逐设备更新换代，轻视内容质量建设，导致资源投放出现结构性偏差。这种重硬件、轻软件的建设模式，既造成大量高端设备闲置浪费，也削弱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实际效能。特别是技术指标的片面运用加剧了技术至上的风险，优先关注设备的技术参数，而服务对象满意度、文化传播效果等核心指标反而沦为次要。

避免出现群体间新的不公平。智能设备的普及速度与部分群体的适应能力之间存在显著落差，直接导致老年群体、低收入人群和偏远地区居民在文化资源获取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农村及偏远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信号覆盖不稳定与终端设备持有率低形成叠加效应，使得数字文化资源难以有效下沉，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差距。

警惕数字技术的价值僭越风险。算法系统的隐蔽决策机制可能放大社会偏见，使得小众文化难以获得发展，而有害文化难以得到治理。更为严峻的是，用户行为数据的非法采集与商业化使用边界模糊，存在未经充分授权的数据共享风险，文化服务机构积累的敏感信息若保护不当，可能成为商业机构精准营销甚至价值渗透的工具。

（作者单位分别为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湖北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