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茜 许旷 汪子轶 杨千帆 李坤
赤水河畔，土城渡口纪念碑巍然矗立。向下游望去，一座普通拱桥和一座高速大桥，一高一低、前后并立。
“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一曲耳熟能详的《长征组歌·四渡赤水出奇兵》，道尽长征史上最为精妙的运动战奇迹，这也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这场扭转战局、化被动为主动的经典战役，其壮阔序幕在贵州省习水县土城渡口拉开。
7月13日，湖北日报“红军渡口 桥见信仰——十五省区市大学生行走的长征思政课”全媒体报道组，走进中央红军一渡赤水之地——土城镇。
青年学子与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踏访渡口旧址、凝望古今虹桥，在渡口与江河、硝烟与新生的时空对话中，感悟四渡赤水的用兵之奇、信仰之坚，读懂中国革命绝境重生、向死而生的磅礴力量。
大学生彭雪钫发觉：
课本上那些加粗的考点，
原来是有心跳的
赤水河上，在本地村民的帮助下，华中科技大学孟加拉国留学生赵永德尝试搭建浮桥。这是贵州长征干部学院四渡赤水现场教学基地的体验课程之一。
“难以想象，红军在夜间如何搭桥、如何行军。”拆掉浮桥，回到岸边，赵永德仍觉脚下打晃，步履不稳。他盯着河面，沉思了很久。
不远处，土城特大桥凌空飞架，桥上车辆川流不息。
新旧景致的反差，将人带入那段红军身陷重围、濒临绝境的烽火往事——
1935年1月28日凌晨，青杠坡战斗打响，枪声震彻山谷。这是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打的第一仗，战斗异常惨烈。
1月29日清晨，红三军团第五师教导营班长何木林醒来的时候，左腿的伤口还在渗血。枪声停了，队伍走了，桥也没了。
何木林是江西会昌人，一张口便是浓重的乡音。为保护收留他的百姓，也为了保全自己，他装聋作哑14年。
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才重新开口。常年不言，声带萎缩，发声很是艰难。“我——是——红军。”每个清晨，赤水河边，这个江西汉子像初学说话的孩童，一遍遍练习，许久才能连贯。
50岁起，他拖着伤残的左腿义务宣讲红军故事，一讲就是25年。
四渡赤水纪念馆展厅，陈列着何木林讲红军故事的照片。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2023级本科生彭雪钫认真聆听，并不时询问细节。
她说，以前觉得“遵义会议”“四渡赤水”是课本上的考点，是填空题的答案。但是来到土城镇，她亲眼看到群众捐出的门板、听到滚烫的故事，才发觉课本上那些加粗的考点，原来是有心跳的。
在中央红军3.7万、国民党军40万的兵力柱状对比图前，学生们驻足良久。
“红军在贵州采取了新的战术。他们不再直线前进，而是开始采取一系列转移目标的机动战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其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中，记录这场绝境中的伟大转折。
“红军在兵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依然坚定信仰、勇往直前，给予我们攻坚克难、勇毅前行的力量。长征精神永不过时，我们一定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彭雪钫热血沸腾。
大学生杨林娜感慨：
他们那代人首先想的，
从来都不是自己
土城老街，走进老红军何木林住处，狭小逼仄的堂屋，墙上密密麻麻挂满泛黄的照片。
1970年，政府给红军后代安排工作，何木林一口回绝：“我的儿子就该去最苦最累的岗位。”他把儿子何世州送进了煤矿深处，一干便是大半生。
听到“煤矿”二字，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5级硕士研究生杨林娜不禁动容。她是山西长治人，家乡的煤矿养育了一代代人，也承载着无数汗水与离别。她太清楚“下井”意味着什么了。
“何世州当年去煤矿，是真的想去吗？但他还是去了，一句怨言都没有。我们总在纠结怎么选才是对的，可他们那代人想的，从来都不是自己。”杨林娜说。
“父亲常说：‘比起牺牲的战友，我够幸运了。’他的抚恤金领了两年便不再领，公费医疗证到去世也没用过。他不是不疼儿子，而是骨子里觉得红军的孩子就该这样。”何世州的妻子林成英说。
煤矿离家远，那时候赤水河上没有桥。河水滔滔，隔开了回家的路。
上世纪90年代初，土城大桥横跨赤水河。
“这是镇上第一座公路桥，通车那天，大家都挤在桥头看热闹。”土城镇委宣传委员胡元说。
大桥通了，回家的路依然遥远。12天探亲假，路上往返8天，与家人团聚不过4天。何世州牢记父亲那句“不给国家添麻烦”的叮嘱，一次次将团圆的机会让给工友。
1979年，弥留之际，何木林只留下一个心愿：埋在青杠坡，和战友们永远在一起。
何木林走后，林成英接过宣讲接力棒。
“人一来，她放下筷子就开讲。”何木林的孙女何莉说，妈妈讲爷爷的故事从来不卡壳，那是她未曾亲历却早已融入血脉的历史。
2001年，何世州病逝，年仅49岁。
“红军以血肉之躯突破绝境的英勇，红军后人甘于吃苦奉献的风骨，是我们闯荡前路的底气。身处新时代，我们更要直面‘渡口考验’，勇毅前行。”杨林娜说。
红领巾讲解员何克英决心：
太爷爷装哑巴守护乡亲，
我要用最响亮的声音告诉世界
2013年，土城特大桥建成通车。它是一座高速公路大桥，横跨赤水河，109米高，距当年的渡口仅百米之遥。高速通途贯通南北、串联城乡，彻底改写老区闭塞格局。
时代巨变之下，红色初心未改。
“身为红军后代，这份家国担当若不在自己手中传承，会是一种遗憾。”2020年，何莉辞去县城的工作，成为四渡赤水纪念馆志愿讲解员。
普通话是第一道关。在此前的40多年里，何莉几乎没有说过普通话。她跟在老讲解员身后一字一句地学，用手机软件跟读新闻。
更多时候，她像爷爷当年一样，来到赤水河边，对着滔滔河水练习，直到字正腔圆。
赵永德对此感触颇深。“刚到中国时，我最愁的也是汉语发音。”他每天对着镜子练，“练好普通话，是我们的一次长征。”
“红军在绝境中靠意志闯出生路，何阿姨靠同样的倔强攻下一道关口。”从薪火相传中，彭雪钫读懂了信仰的力量。
“越是艰险越向前，那场绝境求生的突围之战影响至今，沉淀出土城人敢闯敢拼的韧劲。”胡元说。
近年来，土城镇推动红色文旅融合发展，17个特色馆群亮点纷呈，被誉为“躺在纪念馆上的红色小镇”。四渡赤水纪念馆，是全国唯一一个建在小镇上的国家一级博物馆。2019年以来，土城镇累计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2025年，土城镇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715.8万元。
何木林的曾孙女何克英，已是一名红领巾讲解员。在家人的带领下，她走遍习水县每一处革命遗址。
“太爷爷装哑巴守护乡亲，我要用最响亮的声音告诉世界。”太爷爷当年不敢开口的江西乡音，被曾孙女说给了千万人听。
渡口印记
土城渡口：
一渡赤水，在绝境中灵活决策突出重围
面对40万敌军合围，3万多中央红军何去何从？
1935年1月28日凌晨，在贵州省习水县，青杠坡战斗打响，枪声震彻山谷。这是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打的第一仗。由于情报有误，川军抢先占领制高点，伏击战打成了仰攻，战斗异常激烈。为了扭转不利局势，朱德亲自到前沿阵地指挥战斗。
生死存亡之际，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果断放弃原定由赤水河北渡长江计划，改为在土城西渡赤水河，向川南古蔺、叙永等地前进。
1月29日晚，周恩来提着马灯，亲自带人选定架桥地点，三次到架桥地点督促指导。那一晚，土城百姓拆下门板、搬出木料，战士和船工跳入冰冷河水，硬是在河上架起一座生命之桥。
一渡赤水是红军在绝境中为保存实力、摆脱四面合围而被迫采取的断腕之举。正是这个在绝境中当机立断、灵活机动的决策，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红军最终化被动为主动。
新西行漫记
桥最动人的地方，是让一个地方来得及赶上时代
站在土城渡口，我盯着河面看了很久。
90多年前，这里没有桥。红军要过河，老乡们卸下门板，和木船一起搭成浮桥。那几扇门板原本只是用来遮风挡雨，到了最紧急的时候，却铺成了红军队伍的生路。
今天，头顶的土城特大桥上车流不断。一位果农告诉我，过去路不通，果子熟了运不出去，只能烂在地里；桥通后，他家的收入翻了一番。
他说得很平常，我却一下想起远在孟加拉国的父亲。家乡交通不便的日子，父亲比我体会更深。帕德玛大桥建成后，孟加拉国西南部与达卡之间的路程缩短，人们去市场、学校和医院更便利。
原来，桥最动人的地方，不在于多高、多长，而在于它让果子来得及卖，让亲人来得及见，也让一个地方来得及赶上时代。
从孟加拉国到中国，我跨过两条河，也读懂了同一个道理：真正的桥，一头连着生活，一头连着希望。
作为留学生，我愿意做一块小小的“桥板”——把我在中国听到的关于桥的故事，带回孟加拉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