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海冰

通讯员 陈丽新 王巍

近日，“曾国考古与金道锡行——苏家垄考古发现60年学术研讨会”在湖北京山召开。来自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高校、文博单位、科研机构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及一线文博工作者参会。考古界大咖为何云集京山？因为这里有一份“金道锡行”的“历史说明书”，来自2700多年前。

出土铭文自带“历史说明书”

印证“金道锡行”确实存在

“中国古代存在一条比丝绸之路早很多的金属之路‘金道锡行’。苏家垄是‘金道锡行’这一学术概念的诞生地、核心实证地。这个概念不是后人命名的，而是曾国工匠铸造在青铜器上的。”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曾主持苏家垄遗址考古发掘的方勤介绍，苏家垄遗址年代为两周之际至春秋早中期，出土千余件青铜器，有铭文的达79件。高规格的陪葬品及“曾伯桼”铭文青铜器群，透露出“曾伯桼”应为当时曾国的统治者。

此前，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曾伯桼簠有“金道锡行”铭文，古人称铜为金，锡是铸造青铜必需的物质，“金道锡行”意味着当时存在一条铜锡之路。“因国博收藏的曾伯桼簠是传世器，其出土地点一度成谜，直到苏家垄遗址‘曾伯桼’青铜器群的出土，才解开了这个谜。”方勤说，对比两批“曾伯桼”器物，及苏家垄发现的“克逖淮夷”等铭文，印证“金道锡行”确实存在。苏家垄因而成为我国存在早期金属之路的实证地。

名不见经传的曾国

竟是用铜“最狠”的诸侯国

曾国历史长达700多年，一部“曾世家”是由考古工作者“挖”出来的。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陈振裕在研讨会上回顾了苏家垄遗址的面世——1966年，97件青铜器破土而出，震惊考古界。之后，曾国考古发掘出土的青铜器，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诸侯国，在考古工作者手铲下逐渐清晰，曾国考古成为“考古补史”的典范。

与会专家认为，纵观东周列国，曾国堪称是最舍得用铜的诸侯国。步入苏家垄遗址博物馆可窥一斑，映入眼帘的“曾伯桼”壶、“陔夫人芈克”簠等青铜重器，彰显其主人身份非同一般；大量珍贵的青铜器铭文，带观众深入窥探青铜文化的辉煌。

据不完全统计，从随州叶家山墓地、枣阳郭家庙、京山苏家垄墓地，到包括枣树林墓地在内的义地岗墓群、擂鼓墩墓群等，曾国出土的青铜器成千上万件（套）。其中，1978年发掘的曾侯乙墓，出土青铜器超过10吨。“作为‘金道锡行’运输线上的重要转运枢纽，曾国获取铜料铸造青铜器有近水楼台之便，出土大量青铜器不足为奇。”方勤说。

不只是金属之路

“金道锡行”沟通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

“苏家垄遗址是一处分量极重的考古发现，实证西周王朝经略南方的治理体系，印证‘汉阳诸姬’分封格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良高在接受湖北日报全媒记者采访时介绍。西周建立后，为管控四方疆域在各地分封诸侯。过往史料对西周经营南疆的记载十分有限，苏家垄等曾国考古成果证实，周王朝对南方有着成熟、有效的管控手段，即在汉水流域构建一众姬姓封国，也就是史书所载的“汉阳诸姬”。曾国作为其中实力最强的一个，是周王朝控制南方的重要力量，承担了“克逖淮夷”的使命和保障“金道锡行”畅通的责任，且在南北文化的交流中起着关键作用。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党委书记、教授陈建立认为，“金道锡行”不是单一通道，而是多条运输线路共同组成的金属流通网络，天然串联中原黄河流域与南方长江流域。

他介绍称，黄河流域是中国青铜冶铸技术核心起源区，中原文化向外辐射传播的核心载体，正是青铜礼器与整套礼制体系，根基则是成熟的青铜铸造产业。可以说，长江流域的文明化进程，和青铜器使用深度绑定：南方逐步接纳中原文明的过程，本质就是融入全国青铜生产、流通体系的过程。同时长江流域坐拥丰沛的铜、锡、铅等矿产，是青铜生产不可或缺的原料供给地。

他还称，青铜作为夏商周三代最重要的金属资源，事关国计民生，这一重要资源的生产、管理、运营模式，是当时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北有非常多与青铜冶铸有关的遗存，还出土有体量庞大的青铜器。这些是讲好“金道锡行”故事的最好载体。不妨考虑整体统筹，整合优质资源，加强研究、诠释价值，以“金道锡行——中国早期金属之路”的名义申报世界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