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咸宁市以综治中心建设为支点，通过资源整合破壁垒、机制创新优流程、科技赋能提质效，构建起系统化社会治理新格局，打造“枫桥经验”咸宁版，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风险隐患防范于未然，从源头上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资源整合破壁垒，构建系统化社会治理格局

基层治理的痛点，往往在于资源分散形成的群众办事多头跑，部门协作“踢皮球”。咸安区综治中心将6类调解中心、7个仲裁委及N种社会力量纳入同一物理空间，构建“1+6+7+N”集约化平台。这种整合绝非简单的“物理拼凑”，而是通过“中心为主、双重管理”的人员机制，让进驻者从“部门人”转变为“中心人”，从源头上破解了“条块分割”的治理困局。当群众在同一大厅就能完成从信访接待到司法调解的全流程服务，“只跑一地、只进一门”便从口号变为现实。

更深层的变革在于治理重心的下沉。赤马港街道127个基础网格与143名专职网格员，如同延伸至楼栋村湾的“毛细血管”，将综治中心的功能触角直接延伸至每个楼栋、村湾。当“周三巡回说事”成为干部与群众的固定对话机制，当矛盾纠纷“日报告”制度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治理便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感知”，这种“中心统筹+网格落地”的结构，重新定义了基层治理的空间逻辑。

机制创新优流程，实现制度化协同治理

资源聚合解决了“有人管事”的问题，而机制创新则回答了“如何管好”的命题。崇阳县推行的“三调联动”机制，构建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梯度化解体系。人民调解用乡音解心结，行政调解以专业定分晓，司法调解靠法治守底线。当不同调解方式在制度框架内各归其位、有序衔接时，群众便能在情理法交织中找到最优解，这正是“调解优先、诉讼断后”治理智慧的生动体现。

通城县沙堆镇的“汇研交办督结评”闭环机制，将治理流程转化为可量化的“制度链条”。从诉求汇集时的“首问负责”，到研判处置时的“限时办结”，再到结果评价时的“双向反馈”，每个环节都嵌入监督考核指标。这种设计破解了传统治理中“重结果轻过程”的弊端，对每件矛盾纠纷都能追溯到清晰的责任主体与操作规范。当基层治理从“凭经验”转向“靠制度”，稳定性便取代了随机性，成为基层善治的核心特征。

赤马港街道1757起矛盾纠纷97%的化解率背后，是“预防——处置——反馈”全链条的机制韧性。“周研判”制度让风险隐患早识别，“警调对接”机制让部门协作无障碍，“跟踪回访”流程让群众满意有保障。这种机制设计的精妙之处，在于将治理要求转化为可操作的“行动指南”，让基层干部知道“干什么、怎么干、干到什么程度”，从而摆脱“想作为却不知如何作为”的困境。制度的优化，最终带来的是治理效能的质变。

科技赋能提质效，打造智能化治理生态

当物理空间的聚合与制度机制的完善达到一定阶段，技术便成为打破治理天花板的关键变量。嘉鱼县潘家湾镇则是将网格内人、事、物数据转化为治理决策的“数字依据”。当网格员不再埋头填报表格，转而通过终端实时上传信息，当系统自动识别矛盾高发区域并预警，治理便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这种转变让基层干部得以将精力聚焦于矛盾化解的“关键环节”。

通山县隐水洞村的智能化实践则展现了技术与乡土社会的融合智慧。一张覆盖全村的视频监控网实现“大网保稳定”，一组连接网格的喇叭实现“平安广传播”，一套定位看护设备实现“精准护安全”，一个管理平台实现“高效促治理”，一个微信小程序实现“程序强规范”。这些看似简单的技术应用，实则重构了乡村治理的“神经末梢”，当村民通过小程序参与村务决策时，当纠纷调解可回溯、可监督时，传统乡村的“熟人社会”便与现代治理的“规则意识”产生了奇妙共鸣。

更深层的变革在于治理理念的迭代。赤壁市的“智慧治理闭环”证明，技术不仅是工具，更是倒逼治理升级的“催化剂”，要求数据必须互联互通，打破“信息孤岛”；要求流程必须标准透明，杜绝“暗箱操作”；要求反馈必须及时有效，回应“群众关切”。当“数据多跑路”取代“群众多跑腿”，当“智能分析”辅助“人工决策”，基层治理便实现了从“经验驱动”到“数据驱动”的质变，这种升级正是现代治理能力的核心体现。

从咸宁市的实践可以看出，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本质是治理重心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回归。当综治中心真正成为资源整合的“枢纽”、矛盾化解的“窗口”、服务群众的“前台”，基层治理便不再是被动应付的“压力传导”，而成为主动回应群众需求的“价值创造”。这一实践启示我们，唯有将制度优势、技术潜力与群众智慧深度融合，才能让“神经末梢”真正转化为“治理中枢”，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筑牢根基。

稿源：荆楚网（湖北日报网）

作者：陈虎（长阳县委政法委“清江剑”团队负责人、湖北省散文学会会员、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文联第五届作协理事、“央省媒体咸宁政法一线行”成员）

责编：周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