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马吉（1884—1953年）是美国圣公会派往中国南京传教的一名牧师。他在南京大屠杀期间选择留守南京，共建南京安全区，成立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奋力救护中国伤兵和平民，记录、报告和抗议日军暴行，并且用摄像机拍摄下关于日军暴行的唯一动态影像，为支持中国抗战提供了宝贵的人道主义援助。

救护中国军民

南京沦陷前夕，许多从淞沪一线转运来的中国伤员，因交通问题被迫滞留在下关火车站和码头，未能得到及时救治而死去。1937年11月7日，南京基督教战争救济委员会设立下关伤兵接待部，委任约翰·马吉和青年会的一名牧师负责。他们组织志愿者和救护车，将其中重伤者送往鼓楼医院和包扎中心救治，又将轻伤者带到江边搭乘渡船离开危险境地。

然而随着日军逼近南京，形势更加危急，为了救护这些滞留在南京的中国伤兵，12月13日早上，约翰·马吉仅用10分钟时间就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并担任委员会主席。他随即和成员分赴各处开展伤兵救护工作，迅速接管了设立在原国民政府外交部、军政部和铁道部三处临时军医院的医疗工作。同时与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鼓楼医院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合作，为其救治伤兵和救助平民提供经费支持。

日军攻陷南京前后，烧杀淫掠，无恶不作。约翰·马吉不仅共建南京安全区，为中国平民提供临时庇护场所，还以个人力量奋力制止日军施暴，在住所收容保护中国妇女。约翰·马吉在其住所收留了很多中国妇女，仅楼下一间房间连着封闭凉台，就住了50多个人。经常有日本兵来住处骚扰，约翰·马吉不得不和同伴福斯特等人轮流值守。从12月24日开始，日军要求中国平民必须登记入册，但在登记的时候很多男子或被送去做苦工，或被无情杀害，还有一些女人被扣留下来。于是，约翰·马吉决定亲自护送住所及附近的女人去登记，确保她们平安返回。

揭露日军暴行

在南京遭到日军严密封锁的情况下，约翰·马吉以给妻子写日记体书信的形式，将亲眼所见所闻日本士兵的残暴行径记录下来。比如，12月22日，他在鼓楼医院看到一个7岁的小男孩，肚子被日本兵刺了四五刀，没能抢救过来。一个10岁的女孩，胳膊被日本兵狠狠刺了一刀，留下终身残疾。一个19岁怀有六个半月身孕的姑娘正在被抢救，她的脸上有7处刀伤，腿上被刺了8处，还有一处致命伤在肚子上。约翰·马吉在信中反复强调，这些暴行只是他所见所闻的一小部分。他还说，重复这些事令人心痛，但应该把它们记下来，这样，这些事实终有一天能公诸于世。

约翰·马吉还同一些在南京的外国友人一道，与日本当局反复交涉，报告并抗议日军暴行。在12月19日报告的55起暴行中，由约翰·马吉报告的就有2起。12月21日下午，约翰·马吉等人在鼓楼医院门口集合，前往日本驻南京大使馆请愿抗议。在那里，他们向日军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表达抗议，但并未奏效。尽管如此，只要日本士兵的暴行不停止，他们的抗议之声就未曾停息。

面对报纸媒体美化日军暴行的不实报道和言论，约翰·马吉也坚决予以揭露和澄清。日本特务机关在上海创办的中文报纸《新申报》，曾发表过一篇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接管一个医院中国伤兵的报道，字里行间宣扬中国伤兵十分感激日军的同情和照顾，然而真实情况是中国伤兵被日本士兵残忍杀害。对此，约翰·马吉在书信中直接写道：“我认为优待这些伤员是为了宣传而故意做出来的，这样可以抵消当时盛行的难以启齿的凶残。”约翰·马吉还曾给远在美国的麦金牧师写过一封长信，用慈善团体在南京掩埋中国平民遗体的真实数据和所见所闻的日军暴行案例，批驳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错误言论。他还向麦金明确表示：“我还可以用更多篇幅告诉您此类事情，但我认为我所写的已足以使您知道（日本兵的）暴行故事绝无夸张。”

在战后东京审判中，约翰·马吉作为起诉方证人出庭作证，用他记录和报告过的真实案例，控诉日军在南京制造的种种骇人听闻的暴行，为日本战犯认罪服法提供了不容辩驳、至关重要的证据。

冒死拍摄“马吉影像”

在忙于救护中国军民的间隙，约翰·马吉用手中一台16毫米摄像机，秘密拍下留存至今关于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唯一动态影像。这部动态影像总时长达105分钟，被分为12段，依次编号装在4盘胶片里，被世人称为“马吉影像”。约翰·马吉在影像的开头写了几段文字作介绍：“下面放映的画面只能让人简单了解一下1937年12月13日日本人占领南京之后，发生在该市的无法用言语描述的事件。”最后他又说道：“把这些场景拍摄下来，并不是为了煽起对日本的复仇情绪，而仅仅是希望所有的人，包括日本人在内，牢记这场战争的可怕后果，并使他们明白，应该使用一切合法手段结束这场由日本军队挑起的争端。”

约翰·马吉还为每一段影像配了解说词，解释该段影像记录日军暴行的大致内容。其中4号影像记录的第9起暴行，发生在门东新路口5号房。12月13日，约有30个日本兵闯入，用左轮手枪打死了开门的房主，房主夫人和一位姓夏的住客也被打死。夏太太抱着1岁的婴儿躲在客厅桌子下，被日本兵拖出来强奸了，孩子也被刺死了。房主的两个孩子，一个4岁被刺刀刺死，一个2岁被军刀劈开脑壳。夏太太8岁的女儿夏淑琴躲在房间里被刺伤，之后同4岁的妹妹躲藏在旧床单下面，直到14天后被一位邻居老太太发现，才幸免于难。

后来，美国友人乔治·费奇冒死将这些胶片缝在驼毛大衣的衬里带到上海冲洗，并在1946年南京军事法庭开庭审判时播放，成为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有力铁证。在2000年至2009年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名誉权纠纷案中，东中野修道等日本人对夏淑琴作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见证者的身份表示怀疑，污蔑她为南京大屠杀的“假证人”。而“马吉影像”再次成为关键证据，帮助夏淑琴胜诉，为她讨回了公道。

1941年，约翰·马吉回到美国，1953年在美国匹兹堡去世。约翰·马吉临死前曾留下这样的遗言：“假如再活一次，还是要为中国人服务，中国是我的家。”约翰·马吉作为南京大屠杀中的救护者和记录者，在生命弥留之际还想着为中国人民服务。他和他的这些壮举，至今仍然闪耀着国际人道主义的光辉。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