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珞山

过去讲武汉人三分之二会游泳，真不是吹。上世纪60年代，仅我们这些武昌东湖边长大的，几乎无师自通个个擅长玩水，之所以说玩水实指超出一般的游泳，达到随心所欲，什么蛙泳、仰泳、蝶泳、潜泳、自由泳，包括跳水全学得有模有样。或许年少对东湖的诗情画意反应迟钝，但对东湖水的喜爱依恋纵情释放。那时的湖水蛮清，整个暑假伢们近乎都泡湖里，口干了咕噜几口东湖水，不光从来冇得么事，现在仍能想起那淡淡甜甜的味道。儿时的东湖还冇被堤坝分割，放眼望去湖面烟波浩渺，依然企盼有朝一日能目睹更辽阔的大海。

大海的梦正待圆，东湖的缘突中断。中学毕业，我即随着上山下乡浪潮去了江南农村，那无边的田野造就了朴实厚道的庄稼汉，对来自城市远离父母的知青，源于本能善良，认为只要踏实肯干勤奋好学，就是好后生。记得推荐我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时，公社没有动摇对“重在本人表现”政策的把握，坚持用人不拘一格。此举彰显的博大胸襟，一直鞭策着自己做人、做事。务农多年，从生产小队至大队，又从公社干到县里，直至后来再度上学。见识了东湖以外的广阔天地，方知不是故土的东湖小了，而是似大海般的世界大了。

工作生活安顿汉口后，虽不再频繁前往东湖，却有了续梦大海的机会。不知是不是早先东湖的水和继而第二故乡插队的茶代酒垫底的功夫，祖国的四大海域我都不胆怯，游刃有余。境外下过海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疫情之前的一年初夏，在体验约旦侧死海漂浮的翌日，由以色列的埃拉特港乘游船驶向印度洋红海，于远离海岸线的一处下海。那时中东战火还未牵涉红海这块，海面貌似平静，入海截然不同。耳旁的海风呼呼作响，周围的海浪一浪盖过一浪，水温也愈游愈冷，好几个才下去试了没几分钟，因恐惧赶紧爬舷梯上了船，唯有我和另一武汉客人劈波斩浪近20分钟。但自船长那获悉这里海深达200米时，不禁一惊。其实，当一次次欣赏到湛蓝如洗的地中海、暗流汹涌的波罗的海、宁静优雅的亚得里亚海、一衣带水的日本海，尤其从飞机上穿越英吉利海峡俯瞰宽广的大西洋，以及伫立台湾岛东海岸礁石上眺望无垠的太平洋时，总是格外舒展。身及大海尚易，心及实难。若欲真正领悟大海精髓，绝不像地理间的逾越那么简单。孟子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虽然存有“心之官”的误解，却使另一形式的勤思量、善思考比喻为用心的哲理传承至今，认知大海又何尝不是一种风景之美向思想之美的升华！

大海梦遥遥可逐，东湖情依依难舍。一缕乡绪、一抹乡愁，往往被融入的既是人们对自然大海的遨游，也是对精神大海的探索。能否超越思想堤坝的束缚，以更加广阔的胸怀接纳人类文明、海洋文明，必是那些怀揣着坚定的理想信念，有风骨、有抱负的人。我曾经熟悉又不熟悉的几位堪称在其科学研究领域均做出卓有建树的大家，应该就是这样的人。

发小的父亲吴于廑先生，为全国著名世界史学者，自上世纪40年代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定居于武汉东湖之畔，但心系天下。先生当年珞珈讲坛的一句：“国立武汉大学”倒着念，就是“学大汉武立国”，旨在赓续汉朝威武不屈的立国精神。近来，偶读吴先生再版的《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其实他撰写这本书时，并未去过地中海沿岸的希腊和罗马，然丝毫不受这一缺憾的局限。由于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内在的开阔视野，笔墨之处不仅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而且书中简扼描述的人文掌故，妙趣横生，叫人过目难忘。当翻到其公子为该书再版跋文中吴先生的一段逸事：“他曾在不同场合对我们兄妹几个都说过，在他发表的为数不多的著述里，他最喜欢的就是这本”，不觉使人掩卷遐思。先生桃李满天下，著作等身，却如此轻描淡抹自己的累累硕果“为数不多”，其谦逊、淡定中呈现的修养宛若一滴水折射出人生的海洋。

不由想起长年与东湖做伴，同样具有大海般胸怀的我国历史地理学界翘楚石泉先生的一件往事。约莫是1990年代初，火车卧铺一票难求。我从北京乘37次列车返汉，刚收拾罢硬卧下铺，忽见对面中铺一位较熟悉的年纪70余的长者，这不是石泉先生吗。昔日我们两家曾一个小区比邻而居，一晃有二三十年没见了，稍作自我介绍，石先生很快反应过来。一番嘘寒问暖，随即我提出和他老人家换下铺位，说啥石先生都不肯。他话题一转，幽默地问起我来京有何公干？答才从中央党校学习回。我又贸然问他怎么会睡硬卧中铺？当时石先生已具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常委、省政协副主席、资深教授等一堆头衔，如以世俗的眼光衡量此事确显反常。石先生含笑道：他这次来京是参加民进中央全会的，尽管会务组再三承诺他迟两天设法办妥软卧，因急着赶回学校给为他出差耽误了几天的博士生补课，就顾不上了，而且此硬卧还是多亏其他来开会的人让出的。石先生自嘲：中铺挺好，既不再往上爬，又不像下铺怕人打扰。就这样列车开往武汉近20个小时里，让我幸运地陪伴着石先生，在与其海阔天空自由自在愉快地闲聊中，始终被先生风趣的谈吐、渊博的知识、丰富的阅历、人格的魅力感染着。

前一阵，多年未谋面的另一好友自深圳抵汉出差，送我一本叙述他父亲世纪风云的著作，装帧精美，爱不释手。其父韩德培先生为享誉海内外的国际法学界泰斗，久居东湖一隅，治学严谨。早年先生赴北美多伦多大学、哈佛大学留学，横跨太平洋无惧风雨。后来经年曲折之坎坷，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均属罕见。1970年代末，重新恢复工作的韩先生矢志不渝，为推动我国的法制完善和法治建设，作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先生一向宽以待人、严于律己。1950年代初许多与他资历相同、学术水平相当的人，在其他高校都评了至少是二级教授，而身为学校教务长的韩先生只同意将他定为三级。他爱才惜才、甘当人梯，提携后学从不因个人喜好影响对人才的选拔使用。

故事到此该结尾了，思虑再三应写点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又是个心胸胜似大海的妻子，她就是韩先生夫人。这位无职业的家庭妇女，在韩先生低谷时，甚至一度几年断绝经济来源的状况下忍辱负重。一面靠韩先生的朋友接济些许，一面不顾旧时包裹的小脚，每天清晨从湖边的家中，走至几公里外的街道口缝纫厂锁扣眼补贴家用，以弱女子的微薄之力，不仅帮助韩先生重新站了起来，而且鼓励当时三个年幼孩子挺胸成长。1990年，作家李延国发表的报告文学《太阳还没有落山》中，特别提及韩伯母：“有谁像这位中国妇女那样忠诚地体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谁像这个普通女性护法神般地维护着一个法学家的尊严？她胸前没有奖章，心中却存远志。”童年时遇上和善的韩伯母，苦厄从未形于色。也许受父母的话激励：“好汉打脱了牙，合血吞，”熬过严寒的孩子们都很阳光，学有所成。恐怕没有什么比这更令韩先生夫妇欣慰的了。

如今再回到东湖，湖上帆船点点，湖滨路连远方。古人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但愿每个人的那一方故园的“东湖”之水，都能汇聚条条江河，奔向浩瀚的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