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以来，DeepSeek、游戏科学、宇树科技、云深处科技、强脑科技和群核科技这“杭州六小龙”爆火出圈。江苏新华日报连续刊发《DeepSeek为什么会出现在杭州？》等三篇报道叩问南京创新生态，济南市政府召开专题研讨会研讨“杭州六小龙出圈的启示”，广东媒体发起“为何留不住梁文锋”大讨论，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也聚焦为何“六小龙”集中诞生于杭州。社交媒体上，武汉、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网民热议不断，“为什么我们培育不出DeepSeek”成为城市竞争的新命题。尽管舆论普遍将杭州的“寻龙诀”归因于产业协同、人才政策等显性优势，但重商传统、耐心资本与数字基建等方面的因素也不容忽视。
杭州如何引“龙”栖
发扬弱政府强市场传统。当许多地方陷于“强政府弱市场”的传统路径时，杭州的改革基因已于1978年埋下伏笔。彼时，浙江国有工业产值占比61.3%，大大低于全国77.6%的平均水平，集体工业则占比38.6%，高出全国16.2%。这一“低国有化、高集体化”结构叠加“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理制约，倒逼地方政府培育出“集体搭台、民营唱戏”的早期形态，为如今杭州“弱政府强市场”模式奠定基础。在政策维度，杭州市政府通过“权力清单”将行政干预严格限定于算力中心等市场失灵的公共领域。在资本维度，构建政府、民营、产业三方协作网络，政府资本聚焦基础设施投入，民营资本承担技术转化风险，产业资本驱动规模扩张，形成风险分散的创新容错机制。在成本维度，延续浙商四两拨千斤的生存智慧，通过数字基建共享模式降低企业研发门槛。这种政府既不过度干预，也不当甩手掌柜的模式，铸就了杭州独特的创新土壤。
时间复利滋养耐心资本。杭州“六小龙”崛起的核心在于解决了三个关键问题——政府如何让钱“等得起”、资本如何“看得懂”技术、企业家如何“熬得住”。首先，政府将产业基金周期从行业通行的5年延长至12年，前五年豁免利润考核，并将部分收益反哺初创项目，这种“先富带后富”的机制有效构建了硬科技研发的长周期资本支持体系。其次，培养技术理解能力也同步突破，政府通过派驻专家搭建产学研认知桥梁，使本土资本深度把握技术演进规律，展现出“既注资又懂行”的特质，为硬科技企业提供适配研发周期的耐心资本。最后，技术信仰共识则是杭州企业家敢押注长周期的关键。当《黑神话》7年研发、宇树科技4300小时优化机器狗、DeepSeek 647天迭代大模型时，免租孵化空间降低了企业的试错成本，算力共享平台则始终提供稳定支持。这种“信仰驱动研发、制度对冲风险”的共生机制，使技术信仰不再是企业家孤注一掷的冒险，而是政企共识下的理性选择。
数字基建助力要素流通。杭州吸引技术要素集聚的核心逻辑在于将技术创新的算力投入、数据获取、场景验证这三大刚性成本，转化为可负担、可共享、可持续的公共服务。一方面，在传统模式下，企业自建算力中心需承担数亿元固定投入，这对中小企业构成准入壁垒。杭州创建“算力共享经济”，即政府主导建设大规模算力中心，企业按研发进度使用。据预计，2025年，杭州规划算力总规模将达到5800P以上，相当于近3000万台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另一方面，针对数据产权不清的痼疾，杭州率先探索区块链确权数据交易机制，通过智能合约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的按需计费模式，提升数据要素流通效率。最后，技术创新最大的风险在于实验室成果与市场需求脱节。而杭州开放城市大脑管理接口，允许企业在文化旅游、数智营商环境、交通调度等真实场景中验证技术，形成“需求洞察—产品迭代—市场反馈”的闭环。例如，在文旅方面，“多游一小时”系统使游客有效游览时间增加20%，带动消费增收超百亿元。相关举措不仅降低了企业创新成本，更形成从技术研发到市场验证的完整转化链条，推动了要素高效流通。
育“龙”之术怎么练
政务赋能优化服务生态。数字技术正在重构政务服务范式，智能化的政务服务体系不仅能提升办事效率，更能通过精准识别创新主体的需求痛点重构政企互动关系。但当前部分城市仍存在政策兑现滞后、跨部门协同低效等堵点，导致企业耗费大量精力应对审批、申报等行政事务，挤压了实质性创新投入。而武汉等城市则巧借新技术赋能政务服务，如江汉区部署力龙小易政务机器人，实现了80%高频咨询自动应答，提升了业务办理效率。此类创新与杭州智能预填系统共同证明，政务智能化的核心是通过数据穿透力实现供需适配。因此，深化政务服务改革需打通市场监管、税务、科技等部门的政务数据壁垒，建立企业创新行为动态图谱，实现政策供给与企业需求的精准匹配。比如深圳的“AI公务员”系统，其高频政务事项处理效率较传统窗口提升3倍以上。但同时，也需警惕技术工具异化为堆砌智能终端的新型形式主义，转型成效应体现在企业创新动能释放程度，而非智能终端数量堆砌。因此，建立以企业创新效能为核心的数字政务评估体系，并将治理重心从“终端覆盖率”转向“要素激活率”，才能实现技术赋能与制度创新的动态平衡。
政企协同构建创新共同体。如果地方政府仍固守“政府定方向，企业填表格”的传统政企模式，这种管理惯性可能抑制创新活力，掣肘营商环境优化。反观湖北、江苏、北京等地在2025年省市新年第一会上，相继提出建设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建立未来产业投入机制等战略，显示出对创新驱动发展的高度重视。其中，湖北新春第一会上，10款“湖北造”机器人亮相，省委书记从机器人手中接过话筒更是备受好评。在科技创新方面，杭州通过政府搭建基础设施、企业自主决策技术路线、科研机构攻关共性技术的协同机制，在2024年建成浙江省首个数据要素运营中心，服务企业超800家，技术交易额突破311.23亿元，科技成果转化指数连续三年居全省首位。这种协同模式的关键在于厘清政府权责边界，通过建立政府能力清单明确介入范围，将国有资本精准导流至长周期、高风险的基础领域。同时，杭州在自动驾驶、医疗AI等前沿领域试点沙盒监管机制，即允许企业在限定场景内突破现行规则测试新技术，释放试错空间。更深层的突破在于激活民营经济的内生动力，通过研发补贴、税收优惠等组合工具降低创新成本，并破除跨区域资源流通壁垒。当行政干预从“指挥棒”变为“铺路石”，市场主体的创造性与营商环境才能充分释放与优化。
人机共生重塑生产范式。技术革命浪潮下，城市若盲目追逐技术风口，将资源过度投向与本地产业基础脱节的领域，恐将导致技术工人因机器替代被迫流向低端服务业，新兴产业因缺乏本地生态支撑难以成长，最终陷入“旧产业被淘汰、新产业未扎根”的困境。反观实践先行者，杭州在人工智能浪潮中坚守电商与物流根基，传化智联公司通过AI赋能司机转型“智能调度顾问”；苏州宝时得科技部署200台自主移动机器人，产能提升35%的同时新增12%技术岗位。杭州聚焦服务业流程再造、苏州深耕制造业能级跃升的经验揭示了一个共性逻辑，即人机协同的价值在于产业适配度。因此，在面对技术浪潮时，地方政府也需把握三大原则。一是聚焦产业痛点而非技术噱头，通过优先级评估锁定人机协同价值高地；二是隐性知识转化应成为技术引入的前提，将传统工人的经验数据化为算法优化的养料；三是分配机制创新是可持续的关键，建立技术红利再投资机制以实现人工收入分配创新。以上要求城市管理者在标准化、高危环节部署机器解放人力，在经验依赖型领域保留人工主导并辅以技术增强。唯有让劳动者从重复劳动转向高价值创造，才能避免“机器吃人”的零和博弈。
专题：东湖观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