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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找到办法,确保中美双边关系不会被竞争的敌意所吞噬,也不会因为竞争而陷入危险”
文|《财经》记者 江玮
编辑|苏琦
11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中国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是他今年第二次到访中国,中美两国领导人也将举行今年以来的第三次会晤。
今年5月,在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9月,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期间,中美进一步明确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提出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作为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夏琳·巴尔舍夫斯基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提出中美关系新定位在当下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有助于提醒两国民众,除了彼此间的分歧,中美关系还存在一个更大的图景,还有一些更加重要的事情值得双方共同关注。
“在重建关系方面,两国领导人已经站在一个非常好的起点,即努力实现稳定,停止关系的螺旋式下滑,暂停一下,也许重新评估现状,或许建立新的机制和新的相处方式,寻找更多可以开展合作的领域。”今年10月,巴尔舍夫斯基在上海出席2026外滩年会期间接受《财经》专访时说。
巴尔舍夫斯基曾担任美国贸易代表,主导美国与中国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进行的谈判。在她看来,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美经贸关系经历了五个阶段的变化。最初,贸易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后来变成两国关系的“阿喀琉斯之踵”。随着竞争成为中美关系的新叙事,两国关系一度陷入危险的螺旋,直到如今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进入相对缓和的暂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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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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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席在深圳举行的APEC领导人会议。 摄影/江玮
《财经》: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实现互访之后,双方关系是否进入一个新阶段?
巴尔舍夫斯基:过去一段时间,双方关系存在很多紧张因素,而且变得越来越具有对抗性。值得庆幸的是,双方都及时踩了刹车,同意以战略稳定的形式按下暂停键。这是非常积极的进展。但这是否意味着双方关系将由此开启一个持续的新阶段,还需要时间来观察。
应该关注的是双方同意设立的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接下来是否会为这些机制注入实质性内容。我还希望看到设立一个技术理事会。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因为技术处于中美关系的核心位置,也是双方紧张关系持续的根源。
如果我们能够看到新成立的理事会逐步充实起来,在政府的各个层级都配备了相应人员,并逐渐实现制度化,这可能意味着中美双边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换句话说,这些机制需要具备一些要素,才能确保政策的连续性:有专门负责的工作人员、有明确界定的议题以及领导人的监督。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开启一个新阶段,并使这一新阶段得以持续。
《财经》:对于中美提出的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你如何理解?它与此前对中美关系的定义有何不同?
巴尔舍夫斯基:每当领导人提出新的概念时,这些概念就会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表明领导人正在以更加概念化的方式,也就是从承认或者重视稳定、尊重、对等以及战略价值的角度来思考双边关系。领导人脑海中有这些概念并公开表达出来,这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
这在近年的中美关系中并不寻常,让我印象深刻。这种做法在当下尤其需要。它有助于提醒中国和美国两国民众,除了这样或那样的分歧,还存在一个更大的图景,还有一些更加重要的事情值得双方共同关注。
《财经》:作为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你如何看待过去几年中美双边关系的演变?
巴尔舍夫斯基: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角度来看,我们关注的是建设性关系,这种关系基于人与人的交流、学术交流以及各个领域的理解,包括文化和思想层面的理解。过去,中美关系在这些方面总体上是良好的。
过去几年发生的情况是,两国都出台了一些限制性措施,这给双方交往带来了困难,恰恰是在那些应当促进相互理解,也尤其需要增进相互理解的领域。因为这些交流关系到两国公众,关系到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我们需要重新激活这些交流。这是中国和美国共同的问题。两国都收缩了人文交流和学生交流,也在签证等方面设置更多限制。我们不应这样做,而应采取相反的做法。
我希望,在提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概念时,两国领导人能够记得,稳定的关键是公众的支持。当我刚才提到的交流得到鼓励并得以顺利进行时,公众的支持就会得到增强。
《财经》:华盛顿对中国的认知发生的最重大变化是什么?双方在哪些方面存在重建互信的机会?
巴尔舍夫斯基:我认为认知上的变化在于,美国开始将中国视为一个竞争性威胁。美国直到近些年才开始以这种眼光看待中国。中国已经明确表示,希望在未来技术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当然也有同样的目标。因此,这种竞争压力确实存在,并开始主导整个双边关系。这是最重大的变化。
我们必须找到办法,确保中美双边关系不会被竞争的敌意所吞噬,也不会因为竞争而陷入危险,因为由此导致的结果可能会严重得多,且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在重建关系方面,两国领导人已经站在一个非常好的起点,即努力实现稳定,停止关系的螺旋式下滑,暂停一下,也许重新评估现状,或许建立新的机制和新的相处方式,寻找更多可以开展合作的领域。总的来说,我们应该以更加积极的态度看待能够共同完成的事情,即使是小的事情,而不是让这段关系被竞争欲望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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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设立投资红绿灯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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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舍夫斯基建议为两国投资设立红绿灯机制。摄影/江玮
《财经》:今年5月,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北京会晤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但相比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的进展更慢,当前中美投资关系处于怎样的状态?
巴尔舍夫斯基:我认为,美国对中国投资存在一种矛盾心态。在欧洲,我们也看到了类似情况。人们可能担心,这些投资会带来安全问题,或者中国企业只雇用中国员工,而不雇用当地员工等等。如果双方能够通过投资理事会,就建立双边投资制度达成一致,将是非常积极的进展。
我们或许可以借鉴世界贸易组织处理某些问题的方式,设计一套投资领域的红绿灯机制。这一机制应当是双向的,对中美双方都适用。所谓红灯,就是中国和美国都明确规定,某些领域不对外国投资开放;绿灯则意味着欢迎投资,双方都认为这是非常积极的领域;黄灯处于两者之间,意味着双方尚不确定如何处理。TikTok最初就属于黄灯类别,它一开始曾被归入红灯类别。但经过进一步讨论,被转入黄灯类别。在这一类别下,双方就数据问题进行了谈判,并最终找到了解决方案。
如果我们建立这样一套机制,就能让中美两国企业更清楚地了解投资环境,从而促进投资流动。因为一旦企业拥有明确的预期,如果它们认为某个项目属于绿灯领域,或者属于可以通过谈判找到解决方案的黄灯领域,投资就会随之而来。
世界各国都存在红灯领域。各国政府都有类似的安全关切。企业能够理解这一点,这并不会从整体上阻碍投资。但企业需要明确知道哪些领域属于绿灯、哪些属于黄灯。因此,在谈判中建立这种交通信号灯机制的红、黄、绿分类,将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举措。
《财经》:在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中美双方几乎完成了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这份协定的草案如今仍然适用吗,还是中美需要建立一套全新的机制?
巴尔舍夫斯基:这完全取决于特朗普总统。我不知道他对那份草案有什么看法,也不知道他的顾问们怎么看。我猜他们可能希望从头开始,但或许最终会回到同一个地方。
《财经》: 你如何看待贸易理事会,它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巴尔舍夫斯基:仍有待观察。如果双方都有足够的雄心,这个贸易委员会就有可能真正对中美贸易流动产生积极影响,推动双边贸易增长,为两国企业创造更多机会,并有助于实现更加和平的中美关系。这意味着,双方需要明确各自企业最关心的议题,为这些议题配备合适的工作人员,并着眼长远,集中精力推动快速取得进展。
《财经》:政策制定者应如何区分真正的国家安全风险与商业竞争?
巴尔舍夫斯基:这是最棘手的问题之一。世界贸易组织之所以没有对国家安全作出定义,是有原因的。国家安全属于主权范畴,每个国家都要自行判断本国面临怎样的风险、容易受到哪些风险或行为的影响,以及自身是否做好了防御准备。
国家安全涉及的问题非常多,各国对自身安全状况是否充分的评估也各不相同,因此不可能制定一个所有国家都接受的统一定义。因此,国家安全一直被视为一个由各国自行界定的概念。
让问题更复杂的是军民两用属性,许多商业产品也可用于安全领域。这种军民两用特征进一步模糊了商业往来与国家安全之间的界限,导致问题变得极其复杂。结果就是,经济交流的空间变得越来越狭窄。
我们能做些什么?我认为,贸易理事会可以发挥的作用之一,就是针对具体产品判断它是否真的构成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风险。我不认为应该制定一个笼统的定义,无论美国还是中国,都不会接受这种做法。但我确实认为,我们可以借鉴军控谈判的方式,针对某一特定产品,讨论应该如何处理。也许可以对其用途作出某些限制,也许可以规定进口数量上限,但双方仍然可以展开这类产品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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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的经济代价与政治黏性
《财经》: 你曾担任美国贸易代表,负责制定美国贸易政策。在处理贸易事务时,你主要考虑哪些因素?
巴尔舍夫斯基:所有内阁成员都要按照总统的指示行事。在我担任美国贸易代表时,当时的美国总统是克林顿。他是一位具有国际主义视野的总统,热衷于国际经济、国际交流和国际贸易,也是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他主张开放市场,也保持美国市场的开放,并探索在贸易、投资、金融服务等领域与其他国家达成协议。在这个大方向下,我的办公室与其他内阁部门一道,与世界各国制定了数百项贸易和投资协议。
我们在总统的授权下开展工作,但克林顿总统始终给予包括我在内的内阁部长非常大的自主空间,让我们能够在总统授权的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方式开展工作。
《财经》:特朗普重返白宫后推出关税政策已有一年多。你如何评价这些关税的效果?关税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减少贸易失衡、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的目标?
巴尔舍夫斯基:我从来都不是特朗普总统关税政策的支持者。首先,关税是对美国人民征税。如果你想惩罚一个国家,不应该通过惩罚本国人民来实现。但这恰恰是已经发生的事情。
其次,对于大多数产业而言,关税是扶持产业的一种极其低效方式。会有一些例外,在某些情况下,关税可能发挥大的作用。但对多数产业而言,关税只会推高投入成本,使最终产品失去竞争力,这样做完全没意义。
第三,关税最初看似严重影响了中美贸易,因为中国输往美国的进口商品大幅减少了。但中国对美出口商品中,很大一部分是中间产品。这些中间产品在其他亚洲地区也能找到。因此,当其他国家向美国出口制成品时,这些产品中仍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实际上,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数量并没有减少太多。
《财经》:关税会不会成为美国贸易政策中一个长期存在的组成部分?因为一旦提高关税,似乎就很难取消。
巴尔舍夫斯基:没错。关税有两个问题。第一,从美国现任政府的角度来看,关税是一种收入来源,而所有政府都喜欢有收入来源。当然,还需要扣除另一部分损失:由于关税导致美国投入成本过高,美国商品在外国市场上失去竞争力。
第二,也是更难处理的问题在于,关税往往具有很强的政治黏性。从政治角度看,一旦政府决定加征关税,通常会伴随着强硬的措辞。之后要收回决定、降低关税就会非常困难。因为这样的做法会让人觉得你不再强硬了,像是给对方送上一份大礼。在扣除关税造成的损失之后,关税的政治黏性未必是一个经济问题,但它确实是一个非常难处理的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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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李煜
题图来源|外滩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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