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群系海南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一、问题的提出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GDP增长4.6%，仍在中高速水平，但外需强劲/内需不振的分化进一步加剧：货物出口增速高达16.4%，而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仅增长2.6%，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更下降7.2%，内需不振的程度加大。问题在于，外需取决于全球经济和国际市场，而当今全球经济和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不言而喻，外需的双位数增速随时有可能消失。届时如果内需持续不振，则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就难以保持。因而，内需不振是今后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障碍。在这一形势下，切实有效地提振内需，应成为今后我国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且必须实现的任务；否则不仅2035年GDP比2020年翻番的战略目标将落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景也难以指望。
提振内需的口号已提出多年，相应的政策措施出台了不少，市场的政策措施建议也很多元化。但总是觉得有点零打碎敲，未成体系，要领或抓手不甚明晰，所以效果低于预期，致使问题持续未解。因此，有必要寻找一个切中要害，同时又提纲絜领、具宏观导向功能和明晰可辨的提振内需的纲领性东西，作为今后我国经济的总体发展理念。
2024年3月13日国务院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文件，推出了“两新”，即消费品以旧换新和设备更新的政策措施。当时，笔者就撰文认为这一措施是提振内需的有效良方，并统称二者为“去旧换新”措施。过去两年半来，这一措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涵盖范围、力度及规模不够，边际效应也在下降，所以未能充分与持续地提振内需。
那怎么办？既然上面说是有效良方，效果逊于预期并不意味着应该停用，反而说明应该加大剂量及涵盖范围。于此，应该认识到，针对内需不振，“去旧换新”不仅应是短期措施，而且应该长期采用；不仅适用于耐用消费品和一部分设备，而且应将适用范围扩展至各个行业及产品。这就是说，“去旧换新”应从政策措施的层面提升至宏观纲领的层面，从而升格成为今后我国经济的总体发展理念，以促成一个涵盖全国各地、各行业、各部门和各阶层的“去旧换新”的经济浪潮。
为何呢？
二、当前我国经济供需关系的三大现实
首先要正视当前我国经济与内需不振并存的三大现实，一是内需的现有内生动力不足；二是内供（国内供给）的内生能力特别强劲；三是内供的新/旧之间分化显著。
内需的现有内生动力不足，是指当前由经济内部产生的消费与投资需求的增长动力不足。应该看到的是，消费方面，目前我国居民的基本消费品，满足率已经极高，再增加的空间有限；耐用消费品，又确实“耐用”，被迫更新的必要性很低；高档消费，包括高档的服务性消费和商品消费，由于房价下跌和股市震荡而产生的负财富效应而下降。同时，消费人口在人口负增长情形下总数减少；居民对今后收入增长和社会保障的信心不足，虽然可支配收入仍以5%左右的速度增长，但转化为消费的部分不多，消费倾向较低。固定资产投资方面，房地产投资，由于全国而言房地产市场调整仍未结束，下降幅度仍高达20%；制造业投资，因企业对传统行业前景看淡，对高科技行业又担忧风险，也难重振雄风；基础设施投资，传统领域已大量投入，新兴领域，包括称为“新基建”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尚未形成大的气候；人工智能和绿色低碳领域的高科技投资，虽然增长强劲，但潜力尚未充分挖掘，当前规模不足以主导大局。因此，消费和投资需求都急需外部力量加以提振。
相比之下，内供的内生能力却特别强劲，即应因于需求，无论是内需还是外需的变化，国内的产品供应同步变化，甚至过度变化的能力很强。众所周知，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产品高度供不应求，但改革开放后不到20年的时间，即至20世纪90年代中，我国产品的供求关系就转变为了供过于求；据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1999年我国供过于求和供求平衡的商品已占98.3%，供不应求的只有1.7%。进入新世纪，供过于求的局面进一步发展；至今，已是严重的供过于求了。其实，除了最近几年，我国经济的内需和外需一直均高速增长；在此情形下出现严重的供过于求，表明产品供给增长更快，进而说明内供的内生能力之强。今年前三季度，在全球经济放缓和内需不振的形势下我国货物出口和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分别高达16.4%和5.3%，可见一斑。的确，当今我国，除个别情形外，居民再也不愁买不到消费品，企业再也不用担忧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供应；政府再也不用操心商品和产品的供求匹配。其结果之一，无论是消费品还是投资品都价格都低廉。这一切，得益于我国在全球无以伦比的齐全、强大与流畅的产业供应链；如此的产业供应链，是我国内供的内生能力特别强劲的保证，也是其难以撼动的支柱。
内供的新/旧之间分化显著，体现在老分化仍在新分化又现，即我国的新兴产业及产品/传统产业及产品之间，过去40多年由产业升级形成的老分化先迅速拉开后逐步减轻但仍然存在，而在此基础上近年来随人类第5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和绿色低碳的迅速崛起又导致了新的分化。从今年上半年经济数据不难看出。在供给端，工业中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和电子业分别增长13.3%、9.3%和14.8%，工业机器人、锂电子电池、3D打印机产量分别增长28%、39.3%和48.5%，大大快于工业整体和传统行业及其产品；服务业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9.6%，大大快于服务业整体及其他服务业。在需求端，外需方面，机电产品出口和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速分别高达20%和39%，显著领先于出口整体及其他出口产品；消费方面，网上服务零售增长6.0%，领先于服务消费整体，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的增速高达14.4%，超出商品零售整体和大部分其他商品零售10个百分点以上；投资方面，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增长9.4%，与固定资产投资整体负增长，特别是房地产投资深度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这意味着，在第5次工业革命时代我国经济内供的新/旧分化更加显著了。其中的“新”，已新在全球科技发展最前沿的人工智能和绿色低碳:当前我国人工智能的发展紧贴世界第一的美国，绿色经济则引领全球。相比之下，“旧”，旧在传统行业及产品仍然存在不少的低效甚至无效的供给，形成严重过剩。
三、“去旧换新”作为总体发展理念的有效性、必要性和正当性
正视以上三大现实，就不难从逻辑上理解“去旧换新”作为现阶段我国经济总体发展理念的合理性了，包括有效性、必要性和正当性。
首先是有效性。
逻辑上显然，既然内需的现有内生动力不足，那就外生性地创造需求；既然内供的内生能力特别强劲而不少传统行业及产品又严重过剩，那就外生性地减少传统行业及产品的低效甚至无效供给。“去旧换新”正是有效地做到了两者，“换新”直接创造“新需求”；“去旧”减少低效甚至无效供给，为“换新”腾出空间， 从而提升内需的增长动力。
关键在于，“去旧”能否导致“换新”，即能否真正做到“去旧换新”呢？。于此，应该意识到，内供的新/旧分化显著意味着“去旧换新”的边际效应很强；显然，新产品和旧产品的质量差距越大，人们以新产品置换旧产品所得到的满足感进而动机就越强。在这方面，我国显著地强于其他经济体，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这是因为，发达经济体虽新兴产业及产品发展较早较劲，但传统行业及产品也淘汰得较早，所以目前新/旧分化没有我国显著，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则虽传统产业及产品仍占主导地位且其质量比我国更低，但新兴产业及产品还真正未发展起来，因而新/旧分化更远未达到我国的强度。比如，我国很多前沿科技产品的质量达到了或超过了发达经济体的水平，包括人形机器人、无人机、新能源汽车、锂电池、智能手机等，这是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所望尘莫及的，但同时又有不少的旧产品，典型的是仍然规模较大的非商品住房及设于其中的旧家电、家具及厨具等的质量仍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这说明“去旧换新”在我国有更强的边际效应，轮番地使用将是提振内需的有效良方，同时意味着我国正处于一个“去旧换新”的友好环境与时机之中。
第二是必要性。
内需的现有内生动力不足、内供的内生能力特别强劲、和内供的新/旧之间分化显著三者并存，意味着，要提振内需就必须引导或调动外部的力量“换新”，否则无足够的提振动力；要引导或调动外部的力量“换新”,又必须引导或调动外部的力量“去旧”，否则无充足的“换新”动机，低效或无效供给的存在会抵消此动机。这就是说，要提振内需就必须引导或调动外部的力量“去旧换新”。从这个意义上，“去旧换新”对于提振内需既是有效的也是必要的。
还应进一步从我国经济现代化，包括总量追赶和质量现代化的战略要求来思考“去旧换新”的必要性。
总量追赶方面，我国经济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是，到2035年我国GDP比2020年翻一番。这就要求2020-2035的15年间GDP年均增长4.7%。考虑到2020-2025已年均增长了5.4%，2026-2035须有年均4.3%以上的中高速增长。那如何保证这一中高速增长的实现呢？从宏观角度，在外需和外供均不可控的形势下，只有在内需和内供两方面下功夫。而鉴于内需的现有内生动力不足而内供的内生能力特别强劲，根据所谓的“木桶原理“或“短板理论”，首先应该解决短板的内需问题。此短板不补上，则中高速增长也就得不到保证。
经济质量现代化方面，我国仍有不少传统行业及产品质量上与发达经济体还有差距，离第5次工业革命智能与绿色的现代化新标准相差更远。就居民住房而言，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2020年我国城镇居民住房人均面积已接近于发达国家的标准，但其中不到一半是1998年以后建造的商品房，而其它一半多为非商品房，大多为1998年以前所建。应该承认，非商品房中的大部分，主要在老城区，各方面的质量都离现代化的住房标准有很大的差距，更别说与新时代智能与绿色住宅的新标准相比了，迟早需要置换。试想，如不进行住房的“去旧换新”，到2035年还有那么多的居民居住在年代久远的非商品房之中，那能够说我国已经基本是实现现代化了码？其他一些传统行业及产品的情况也是如此。所以，经济质量要现代化，大量中低质量的旧产品与设备就必须全面淘汰，代之以真正现代化的高质量产品与新设备。为此就必须“去旧换新”。
从另一角度，第5次工业革命智能与绿色经济的发展需要有市场支撑；“去旧换新”直接打开智能和绿色产品的“新需求”，将为智能与绿色经济的发展造就市场，而没有这种“新需求“，智能与绿色经济可能成为空中楼阁。
第三是正当性。
对于“去旧换新”成为总体发展理念，很多人会有质疑，包括，第一，这不是浪费，值得吗？第二，这不是人为制造需求，应该吗？第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为关键吧 ？第四，应该如此地奋斗吗? 拆解这些质疑对于理解“去旧换新”作为总体发展理念非常重要。
首先，“去旧换新”不是浪费，是值得的。“去旧换新”，按传统观念是浪费，是不值得的。旧的产品尚且能用，为何要换呢？这种节约性思维在产品供不应求的年代是美德。但在产品供过于求的年代，尤其是在智能与绿色经济时代则是不值得提倡的旧习。能用不见得就用得满意，就像住房，很多老旧、空间狭小与配套欠缺，令居家不适；家电，很多功能不强且经常会坏，使用家烦恼；设备，很多陈旧落后，产出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不佳，还需经常维护，令企业家头疼。所以，要用得满意，就必须以新的住房、家电或设备取代旧的。取代完后用得更满意了，就是向现代化方向迈进了一步，就是值得的，何况是迈向智能与绿色的新现代化呢？否则，一直用旧的产品或设备，生活和生产活动如何能够实现现代化 ? 更别说赶上智能化与绿色换的潮流了。“去旧换新”将促使我国经济和人民生活一步就直接地跨上了智能化和绿色化的新现代化台阶，不仅值得，而是何乐而不为。
其次，人为创造需求并不新鲜。“去旧换新”的确是在人为地创造需求。但应认识到，在供过于求形势下经济需求就是应该被人为地创造出来。这正是凯恩斯主义刺激需求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本意，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多次拯救了西方经济。就产品而言，人为创造需求的例子也比比皆是，且人们已欣然接受且乐在其中。最典型的是手机，过一段时间就有一个新的版本。新版本中的新功能对应着消费者的新需求，但这些新需求并不是消费者主动提出来的，而是手机公司以供给而调动与刺激出来的，即手机公司前瞻性地设计和生产新的功能，然后通过各种方式引导消费者使用新功能；消费者发现新功能很有趣，于是购买新版手机并消费新功能。这不是典型的人为创造需求吗？但很少人反对，反而大家都手持新手机而乐此不彼。所以，人为创造需求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必然途径。
再次，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通过“去旧换新”来落实。毫无疑问，在供给端，我国经济继续崛起的关键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即在科技创新、人力资本提升、经济结构改善和市场机制优化等方面取得更大的进展。但经济增长需要需求和供给两端同时迈进与发力，供给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并不排除需求端“去旧换新”；非但不排除，而且相辅相成，互相支撑。这是因为，供给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成果最终是要通过需求端的“去旧换新”来落实，如科技创新的成果必须落实在更高质量的新产品上，而如果没有“去旧换新”，新产品没有需求空间，则科技创新的成果就没有市场和得不到落实，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也就没有实际意义。
最后，应以“有为”精神不惜奋斗。很多人会说，只要解决了温饱问题，使用旧产品虽没有使用新产品那么满意，但也省去了为新产品而不断奋斗所带来的各种辛苦与烦恼，有什么不好呢？陶渊明的“桃花源”里没有新产品不也是很多人向往的天堂吗？我们应该如此地奋斗吗？这一质疑具哲学的形而上思维，又有道家的“离世”情怀，听上去高大上。但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不是哲学或宗教问题而是经济问题，关注的不是形而上的人生意义而是现实中我国经济现代化的有效途径，所以不能悬于哲学的空中，而应脚踏经济学的实地。在经济学的实地，前面的分析已经表明，“去旧换新”对于提振内需，从而实现我国经济的现代化是有效、必要和正当的，否则我国经济现代化进程将受阻。若再考虑到在当今时代各国之间在经济方面的竞争是多么地激烈，而竞争的结果对各国的命运又是多么地关键，“去旧换新”的意义就更加凸显了。为此，就是要发扬儒家的“入世有为”精神，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不惜奋斗。
四、“去旧换新”发展理念的主要内涵
企业发展拥抱“去旧换新”理念：切实推进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和绿色+
在进一步推进工业互联网，完成互联网+改造的同时，各行业的企业都应尽快开始人工智能+，应用物理AI产品，包括人形机器人和无人机等于企业生产，并逐步取代过时的机器设备；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于企业运行与管理，并逐步取代过时的企业运行与管理系统。同时，广泛推行绿色标准，以符合绿色标准的机器设备更新过时的机器与设备。这里，所谓过时的，是指非智能化或非绿色化的。
这将带来超大规模的制造业的智能与绿色设备投资，同时又带动以人工智能为导向的新型基础设投资和绿色基础设施投资，为固定资产投资提供一个强劲的新增长点，从根本上提振投资需求。
这又将创造出庞大的人工智能和绿色经济的应用场景，而此场景能否成为现实正是当前人们关于“AI泡沫”或“绿色泡沫”的担忧所在，也确是人工智能和绿色技术能否引领第5次工业革命持续向前发展，从而改变人类经济与生态的关键。
居民消费拥抱“去旧换新”理念：主动积极广泛使用智能与绿色消费产品
居民应改变消费心态，从仅满足于传统的消费方式与产品转向享受智能化和绿色化的美好生活，主动积极广泛地使用智能和绿色的消费产品，逐步取代过时的，即非智能化和非绿色化的消费产品。
首要的是住房的“去旧换新”，应拥抱智能与绿色住宅，逐步置换现有的非商品房和改造现有商品房。同时拥抱智能化而又具绿色标准的家具、家电和厨具及控制系统，逐步取代非智能和非绿色化的家具、家电和厨具及控制系统，并促进住宅小区的智能和绿色化改造。
住房“去旧换新”的重要性，认真进行过中、外比较的人应该意识到，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居民的吃、穿、住、行中可能落后的只是住的质量了，应尽快把这一短板补上。同时，住房“去旧换新”的乘数效应不可忽视；鉴于房地产行业粗长的上、下游产业链，将带动家电、家具、厨具、通讯、汽车等一系列消费品的智能与绿色化“换新”，又将推动钢铁、水泥、金属、平板玻璃等投资品的重振。
同时，居民应该热烈拥抱绿色食品、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产品、绿色环保、智能出行、智能旅游、智能医疗养老等各方面的民生智能化和绿色化，促使我国人民提前过上智能与绿色的美好生活。
宏观政策拥抱“去旧换新”理念：积极有为地促成“去旧换新”的新经济浪潮
各级政府应发扬“有为”精神，围绕企业与居民的“去旧换新”，以促成全社会“去旧换新”的新经济浪潮为目标，定位与调整宏观经济政策。
为此，应实施更为宽松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为企业和居民的“去旧换新”提供友好的经济和资金环境。既然如上所述“去旧换新”对于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如此重要，而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支持又是首要的外部推动力量，财政与货币政策为此应该不惜宽松。同时，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均有较大的宽松空间。财政方面，据中国财政部，2025年末，全国政府债务总额，包括中央与地方的，也包括法定与隐性的，共计102.5万亿元，占当年GDP的73.2%,大幅低于美国和欧盟的120%以上，更不用说与日本的200%以上相比了；货币方面，银行利率也低于大部分发达国家。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人均GDP以汇率计算还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我国已不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众多特征与发达国家更为相近，所以发达国家财政货币政策的宽松程度可以作为我国的参考，则我国的财政货币政策不仅有宽松的空间，而且空间还很大。
具体到财政资金支持，自然非常重要，既是“去旧换新”的启动力量，也应是其后续不断的动力支撑。2年多前政府推出的“两新”措施，也就是本文所称的“去旧换新”措施，至今动用了上万亿元的财政资金，现在要将其升格为涵盖广得多的总体发展理念，所需的资金量自然要大得多，为此政府应该不惜花费。这当然要求发行更多的国债，从而推升政府债务，但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况且，如上所述，对当前我国政府而言，这一代价是可负担的。
在居民拥抱“去旧换新”而提升消费倾向的同时，政府须设法加快居民的收入增长，特别是中低阶层居民的收入的增长；中低阶层居民的消费倾向更高。无疑，财政须相应地增加支出。当然，更重要的是企业加快职工工资及奖金的上涨速度。这涉及到我国当前的低通胀甚至通缩问题；低通涨或通缩的环境下，企业收入进而职工的工资奖金增长是很难加快的。所以应尽快改变我国经济的低通胀或通缩局面。为此，政府可考虑提高粮食和部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直接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同时财政上给予城镇居民粮食和农产品补贴，弥补粮食及农产品价格上涨给他/她们带来的损失。对能源电力水的价格也应如此考虑。从而带动消费价格指数重返温和上涨的轨道。对我国这样一个GDP仍增长4.5-5%的经济体来说， 2.0-2.5%的温和通胀水平较为合意。这样，经济运行将走上良性循环，于其之中“去旧换新”的新经济浪潮将得以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