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规划谋划之年，做好“三农”工作意义重大。5月17日至18日，今年湖北省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列研讨会第二场暨2025乡村振兴荆楚论坛在华中农业大学举行。此次会议以“面向‘十五五’的农业农村发展与改革”为主题，由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和华中农业大学联合主办。来自国内多个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共探农业农村发展的新机遇、新挑战、新对策。本报现刊发部分发言摘要。
充分发挥乡村特有的功能
杜鹰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城市有城市的功能，乡村有乡村的功能，推进乡村振兴，并不是要把乡村建设得和城市一样，而是要把乡村特有的功能充分发挥出来。一般地讲，乡村具有三大功能，提供农产品有效供给、提供生态公共产品、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然而，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乡村的三大功能都面临弱化甚至衰落的风险。
乡村产业振兴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改变乡村传统的资源要素利用方式、推动生产要素从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跃迁并重新优化组合的过程，这离不开乡村价值的再发现和乡村资源的再开发。这一过程中，城乡融合、新业态的培育、经营型人才的培养将成为关键支撑。
目前在实践中，龙头企业与集体、农户大多采取松散的利益联结方式，采取紧密型利益联结方式，特别是股份合作制的少之又少。构建更为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需要扩大经营规模、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加强契约精神的培养。针对集体经济非土地经营性资产产权不明晰的问题，需要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集体经济组织不同于企业，股改之后可通过成立有限责任公司等途径与市场经济对接，为要素的自由流动创造必要的制度条件。
稳产保供要在需求侧和进口端同步发力
马有祥 全国政协委员，农业农村部原党组成员、副部长
稳产保供始终是农业发展的根本任务、第一要务。当前，困扰种养主体的主要问题仍是“卖难”，其关键矛盾在于需求减速与进口冲击叠加导致价格下跌、信心不足。
在进口端，要“遏制逐利性进口”，以确保国内养殖可持续。对竞争力不足的牛肉、牛奶等品种，应有效运用WTO允许的保障措施、动植物检疫和技术标准，向进口经营主体释放“过度冲击难获利”的信号，为国内产业争取结构调整与调减成本的窗口期。同时练好内功，加大补贴和科研强度，引导消费结构调整，以结构升级化解对进口的深度依赖。
面向“十五五”时期，农业政策目标应从“多产”转向“多销、稳价、能赚”。围绕人口结构变化、健康营养等开发适配产品；通过国际规则维护合理保护期，为国内产业升级赢得时间；以精准补贴、消费券、收入分配改革激活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潜力；坚持利用有力有效措施，严控逐利性进口；推动全产业链降本增效，提升竞争力。唯有在需求侧和进口端同步发力，才能稳定和释放国内农业生产动能。
处理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问题
何秀荣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国务院参事
面向“十五五”时期，进一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着重处理好一些关键问题。
锚定乡村振兴的主体。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主角，但部分农民仍将其视为政府事务，缺乏主动参与意识。只有农民普遍将乡村振兴视为自身需求，并积极投身其中，乡村振兴才能形成内生动力，取得更大进展。
转变乡村振兴的推进方式。乡村全面振兴是一项长期工作，需要从以前熟悉的“战役型”工作模式转型到常态化的长期工作模式，以持续性体制机制来保障可持续的长远发展。
优化财政支持机制。有必要重新审视财政支持在乡村振兴中的合适定位、财政能力和有效发力，对乡村振兴项目分类定位，积极引导更多市场化因素进入乡村振兴，将财政支撑转变为“杠杆加力式”财政支持。
顺应人口结构变化进行战略调整。受人口总量下降和城镇化影响，未来乡村人口减少和村庄数量减少依然是一个趋势。乡村振兴不等于现有村庄个个振兴，而应根据人口动态正确预见和合理规划乡村布局，分类施策，推动差异化、集约化发展。
大力推动城乡互动和城乡融合发展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我国城市发展至今，已出现新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从“增量时代”迈进了“存量时代”。这一转变意味着城市发展不再单纯依赖规模扩张，而是更加注重内涵式增长和质量提升。
人口流向是决定城市化路径选择与城乡融合程度的关键因素。人口流入型县域具有推进城乡融合的优势，人口流出型县域则面临发展动能不足等问题。
对于人口流入型县域，应强化其在都市圈内的节点地位，通过基础设施共建、产业体系协同等方式，形成城乡发展网络。对于人口流出型县域，则需要重构发展基础和公共服务体系，避免“就地城市化”的形式主义。要优化农村教育资源配置，发展特色农业、生态旅游等产业，提升乡村吸引力。同时，作为人口回流的主要载体，县城和乡镇需重新激活对乡村的带动能力。
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必须打破城乡分割，实现要素有序流动与合理配置。重构县城与乡镇功能体系、优化农村基础设施与服务供给，在都市圈框架下统筹空间布局与产业联动，是实现城乡融合的关键路径。
多维协同推进乡村振兴
张建华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乡村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核心目标在于通过产业、技术、人才、治理等多维协同推进，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共同富裕。
在产业振兴方面，农村经济发展总体呈现良好态势，但农业现代化水平仍然偏低，二、三产业融合深度不足，产业结构相对单一，缺乏具有持续竞争力的产业体系。乡村旅游发展迅速，但农户参与程度有限，且线上线下融合成为发展新趋势，需加强农户能力建设并健全利益联结机制。
为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应从以下方面着力：确保粮食安全，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加强灾害风险防控；深化农村土地制度和经营体制改革，提升农业机械化和社会化服务水平；推动农业生产“三品一标”建设，打造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促进农村产业多元融合发展；提升农业技术推广效率和农村教育质量，强化健康宣教与劳动力素质提升；完善农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配置，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加强村级财政能力建设与基层组织建设，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完善政策工具的可持续性与精准性。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阶段性特征与挑战
刘振伟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当前，中国农村正经历一场深刻转型：增长方式从传统农业向新质生产力引领的现代农业演变；农村经济形态与市场经济深度融合；农民收入从经营性农业为主向多元化构成演变；农民消费跨过温饱型向小康型、富裕型演变；农民栖居方式从传统村庄聚居向“亦城亦乡”演变；农民思想文化观念从“乡土伦理”向市场、法治理念演变；乡村治理体系从自上而下的制度型权力管理向“乡政村治、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方式演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呈现国家、社会和集体多元协同，等等。
同时，农村发展面临一些挑战。在农产品供给方面，由于国际竞争加剧等因素，保障农产品稳定供给存在一定压力；在城乡关系方面，要素单向流动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任重道远；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生态保护与农业生产效率之间存在矛盾，等等。
聚焦“十五五”时期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阶段性特征与挑战，要以保障农产品供给为底线，以城乡融合与制度创新为动力，通过完善投融资、壮大集体经济、应对老龄化等具体举措，系统性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
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本要求
宋洪远 华中农业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从农业、农村、农民、乡村治理四个方面的现代化出发，彰显农业产业、农村地域、农民群体、乡村治理的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涵特征和基本要求。农业侧重产业、生产、经营体系协同提效。农村强调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普惠与人居环境舒适。农民聚焦思想道德、科学文化、身心健康“三类素质”。治理则以自治、法治、德治、智治融合为核心，体现制度现代性与数字治理并进。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要继续面向“四个现代化”铺展：农业端瞄准绿色低碳、高效融合和“三品一标”，以产业链延伸驱动价值增量；农村建设方面补齐村庄规划、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等短板，使“生态—经济—文化”多维融合落到空间格局；农民现代化坚持素质提升、收入提高、道德文化三管齐下；治理现代化以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政权建设与法治德治结合为重点，并以土地制度、集体产权制度和农业金融体系改革为支撑，通过健全城乡要素配置、设施互联与公共服务共享机制，系统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补齐农业供给体系结构性短板
程国强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教授
“十五五”期间，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应当聚焦食物消费结构升级、供给体系短板、国际供应链风险与政策机制创新等核心议题，构建适应高收入阶段需求的现代化保障体系。未来几年，我国将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迈进，食物消费呈现“总量增长、结构升级、多元健康”特征，这一转变对农业供给体系提出更高要求。
我国粮食安全保障依赖“国内生产、储备调控、国际供应链”三位一体机制，但国际供应链面临多重挑战。“十五五”期间应将供应链韧性建设作为战略重点，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链主企业、拓展多元化进口渠道，构建自主可控的全球农产品供应链，应对潜在贸易摩擦与区域风险。
补齐农业供给体系结构性短板，要进一步完善国内生产、储备调控、国际供应链等保障机制，完善以单产提升、产能支撑、技术创新、风险防控、主体动力为着力点的政策体系，构建“安全、高效、多元、韧性”的现代供给体系，为农业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实现人口流动与乡村生态振兴的良性平衡
张俊飚 浙江农林大学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流动推动着经济社会发展，也衍生出乡村环境治理难题。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持续流动，既推动了城市发展，也改变了乡村生活方式。
外出务工对环境整治认知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务工者素质、眼界及村庄认同度提升其参与积极性；另一方面，长期远途务工可能会弱化其对乡村生态振兴的认知水平，而村庄认同、专业培训及亲友带动则对这一倾向具有逆转作用。
培养认知和制定差异化政策可以有效缓解这一问题。通过乡土文化传承唤醒务工者“乡愁”认同，发展县域经济推动就近就地就业以减少疏离感，依托村庄历史记忆、治理优化及设施完善增强居民归属感。可以结合村庄区位制定差异化策略，激活务工者从“离乡建设者”向“返乡治理者”转变，实现人口流动与乡村生态振兴的良性平衡。
外出务工人群在乡村生态治理中有独特价值，破解难题需要激活主体意识与差异化施策。农村人口流动兼具经济、环境与社会属性，这就意味着政策需要统筹多元因素，以居民参与度提升与环境意识强化为抓手，推动乡村实现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
立足“食物安全”重构食物治理逻辑
倪国华 北京工商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教授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中国历来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强化粮食安全治理。在国内膳食结构升级的背景下，由传统“粮食安全”概念向“食物安全”范式转换，是国家治理与全球资源配置深层变革的需要。
传统“粮食安全”聚焦禾本科作物的产能保障，难以回应人民粮食消费占比下降、肉蛋奶消费增长的需求结构性变化。尽管现行政策规划已将广义的粮食纳入战略考量，但“粮食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式仍未突破。而“食物安全”将广义的食物消费纳入统一体系，实现了从“生产安全”到“系统安全”的认知升级，在数量保障基础上同时兼顾了质量、营养与资源效率问题，回应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品质化需求。
立足“食物安全”重构食物治理逻辑，既是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选择，也是破解“吃得可持续”全球性难题的中国方案。现今，中国依靠自身力量逐步完成从“吃不饱”到“吃得饱”的巨大转变，还需进一步突破既有思维依赖，实现“吃得好”与“可持续”，为保障全球食物安全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文字整理/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周磊 通讯员 关欣云 摄影/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何宇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