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31日，风雨交加，江面风大浪急。

周恩来应邀赴武汉大学演讲。途中，他遇到一位被流弹打伤的中年人，便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车让给了伤员，自己则冒雨一路跑步赶到武大。

台下，是数千名热血青年。台上，是浑身湿透却目光如炬的周恩来。

他没有中断演讲去换衣服，而是坚定地说：“青年运动的任务，不仅要在救亡的事业中复兴民族，而且要担负起将来建国的责任！”

80多年后的今天，同样是珞珈山下，同样在一个雨天。一堂课，点燃了来自武汉、南京十所高校学子的热血。

这堂课，没有PPT，没有投影仪。地点，选在了有些湿滑的“恩来小道”上，选在了八十多年前周总理曾居住过的“老十八栋”里。

今天3月5日，是周恩来总理诞辰128周年。这场“行走的大思政课”，触发了关于信仰的话题。

也许有人会问：现在的年轻人，还有信仰吗？

我们正处在一个“硬核”时代。

芯片、AI、量子计算……这些硬核科技是国家竞争的“硬通货”。但在实验室和数据之外，我们也应看到另一种“基础设施”的重要性——精神的基建。

珞珈山的“老十八栋”，曾是抗战时期的“国共合作抗日小客厅”。这里没有先进的武器，却有比武器更锋利的思想；这里没有复杂的代码，却有比代码更复杂的统战智慧。

在未来的科技竞争中，我们不仅需要会写代码的工程师，更需要有家国情怀、有战略思维的“思想者”。这种“软实力基建”，决定了一个国家能走多快，更决定了能走多远。

我们曾多次探讨过“Z世代”的人生观和职场观。他们追求个性，追求“松弛感”，但也时常被贴上“精致利己主义”的标签。

年轻人的信仰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像一面镜子，映照着时代的底色。

1938年武昌珞珈山军事训练场景。武汉大学档案馆 供图

在革命与救亡年代，信仰是牺牲与理想。

这一代人的信仰，是一种超越生命的宏大叙事。是“马克思主义”，是“共产主义”，是“救亡图存”，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921年，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13位平均年龄仅28岁的年轻人秘密召开了中共一大。

他们中，有本可安稳教书却投身革命的何叔衡，壮烈牺牲时践行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有来自贵州荔波的水族青年邓恩铭，高唱《国际歌》英勇就义时年仅30岁。

他们手无寸铁，却怀揣着改天换地的理想，从黄浦江畔到嘉兴南湖，用一颗火种，最终燃烧成光耀中华的绚丽日出。

在改革与建设年代，信仰是奋斗与改变。

这一代人经历了建国初期的百废待兴和改革开放的浪潮。他们的信仰，更多地体现在艰苦奋斗、建设祖国上。他们相信“知识改变命运”，信奉“勤劳致富”。

这是一种从理想主义向务实主义过渡的信仰，核心是通过奋斗改变个人和国家的命运。

而在繁荣与数字时代，信仰是平视与共生。

当下的年轻人，成长于国家经济腾飞、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的时代。他们对祖国有着天然的高度认同和道路自信，不再仰视西方，而是平视世界。

这群年轻人，正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改变世界。他们的战场是代码、芯片与算法。他们的信仰，不再是单纯的“实业救国”，而是对技术能够重塑人类文明秩序的绝对笃信。

无论是百年前奔赴革命战场的青年，还是今天投身“探火登月”“为国造芯”的年轻科研人员，“把小我融入大我”的精神内核从未改变。当国家需要时，从抗疫到救灾，年轻人总是冲在最前面。这种“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担当，是家国同构的责任感，也是跨越时代的共鸣。

每一代年轻人都相信未来会比现在更好。

革命年代相信“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改革年代相信“明天会更好”，现在相信“我命由我不由天”。这种对光明和进步的执着追求，是青年信仰最底层的代码。

在国际舆论场上，中国故事往往被西方的话语体系所解构。谁来定义未来的“中国叙事”？

是这群既懂技术、又懂历史的年轻人。

信仰是什么？

如王阳明所言，“心即理也”。这份相信无关外物，它是看不见的光，是内心笃定的力量。

不是因为看见才相信，而是因为信了，才有可能看见。“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

不是被证明了才相信，而是信了才有可能证明。不是做到才相信，而是因为相信，最终才有可能做到。

所有伟大的智慧和发明，无一不是先从相信“有可能”开始。无论是牛顿的万有引力，还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是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执着，还是苏格拉底的“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都源于一件事，那就是信先于结果，信创造了路径。因为信而踏出第一步，方能抵达彼岸。

雨中的珞珈山，也是一面镜子。

它照见了八十多年前，一群人在民族危亡时刻的担当；也照见了今天，一群年轻人在大国崛起路上的思考。

信仰从未远去。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血脉里，静静流淌，生生不息。

撰文｜申 渡

审核｜李 墨

出品｜观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