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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宣抚员私记看穿日军“洗脑术” 揭开日军伪善面具下的獠牙

《谋心: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宣抚工作”(1937—1945)》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品、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萌撰写的一部学术性专著。书中运用大量日本方面的史料,分析日军“宣抚”的侵略策略,侧面展现沦陷区中国民众在日伪殖民统治下的悲惨生活实相及反抗等,进而揭露了日本侵略的本质。 日前,湖北日报全媒记者采访该书作者王萌,揭开日军对华“宣抚工作”下的伪善面纱与侵略实质,了解这段历史背后不为人知的真相。

□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田佩雯

恩威并施,驯养日伪“良民”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军队一路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日本军机狂轰滥炸,无数家园化为废墟,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战地犯下罄竹难书的暴行,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为了长期统治这些占领区,“宣抚工作”就诞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下。

“‘宣抚’指的是抗战时期,日伪当局对于日军占领区内的民众所做的宣传、‘安抚工作’,使沦陷区民众‘顺从’殖民统治。”王萌介绍,全面抗战初期,日军侵占了中国广袤的领土。日本军政当局意识到,要想重建被日军破坏的社会秩序、维持对沦陷区的常态化殖民统治,不能仅靠武力掠夺,还要在沦陷区一边安抚群众,一边谋求经济掠夺。

“宣抚”是一种“以柔克刚”统治策略,将“宣传”与“安抚”结合。日本希望通过话语规训、思想麻痹等手段,给沦陷区民众“洗脑”,使其逐渐放弃抵抗思想,甚至臣服于日本的侵略,成为“良民”。

“宣抚工作”贯穿日本发动的十四年对外侵略战争。王萌认为,在日本军国主义控制下的沦陷区,一方面日军宪兵与特务滥施暴行,民众闻之色变;另一方面,日军宣抚班的施诊送药,又类似“殖民”性质的社会建设。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性格、民族特点等研究颇深,与对其他国家的殖民政策不完全相同。“威吓”与“安抚”共同发挥作用,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在华沦陷区实施的统治之术。

有专家认为,面对中国,日本始终无法战胜自身的文明自卑感。这也是日本无法在中国广泛地采取类似在朝鲜等所用殖民手段的原因,也是因其自身文明高度不足。

用“良民证”控制民众出行

在全面抗战时期,日军如何在湖北开展“宣抚”呢?书中,日军宣抚员关田生吉的私记《华中宣抚行》,呈现了日军在湖北,尤其是鄂东黄石一带开展“宣抚工作”的片段。

战时的湖北,日、伪、国、共多方力量犬牙交错。关田所从事“宣抚工作”的重点,就是掠夺中国的米、盐等重要物资,避免其流入国共控制的地区。“日本一边侵略中国,一边却仰赖从中国补给粮食与工业资源,不得不寻求与中国民众合作”。为此,日军宣抚员牢牢掌握分发“良民证”的权力,民众出行必须携带“良民证”方能通过日军哨卡,以控制民众流动。平时,宣抚班指派傀儡组织“治安维持会”职员清晨巡回各村,将农民的“良民证”收走,直到迫使他们完成铺路架桥等繁重劳动之后,再将“良民证”交还,以此压榨中国人民,获得无偿的劳动力。

关田生吉发现,鄂东一带的“姑娘”具有很强的贞洁观念,一旦受辱就会自杀或离村而去。故当日军攻占当地城镇后,青年女子大多藏匿起来,“如果姑娘不再逃跑的话,就意味着这个村子已完成宣抚。”关田的这一“宣抚”心得,实则从侧面暴露日军在当地的强奸恶行绝非少数。

入伍前,关田生吉原本是研究专卖制度的研究生。他在中国做“宣抚工作”时展现出浓厚的殖民意识,认为“对中国民众而言……只要能安居乐业,谁来统治都无所谓”,为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殖民统治寻求依据。

“战争使这样一个伪善的书呆子式的军国主义分子走入中国战场,1942年他死于第三次长沙会战,最终将自己的性命留在了中国。”王萌说。

日本宣抚员私下收听延安广播

《谋心》一书解读了六名宣抚员的私记,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渊上辰雄的“宣抚”经历。

渊上辰雄在“宣抚工作”之余,经常私下收听延安的广播,学会用阶级理论分析日本侵华战争的性质,“所谓战争只是让特定的资本家阶级日益壮大。而在战争中流血的是谁?普通民众。战争催生战争,战斗产生战斗。”他从民众口中了解到八路军的动向,在日记中写下“心里话”,“百姓对于八路军没有厌恶的消极感情,相反拥有好感。日本人对于百姓、中国人的压迫统治,必然是失败的。”

王萌认为,客观而言,宣抚员们也承认,“宣抚”工作成效因日军军纪败坏而大打折扣,现实中并不能真正缓和中国民众的仇恨。对日本军政当局而言,“宣抚工作”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支撑,难以长久化和制度化。

从宣抚员的经历和观感中,反映“宣抚工作”实际效果有限,不可能带给民众安定。现实中日军对无辜百姓的杀戮,对民众财产的肆意“征收”,宣抚员目睹日军对中国民众犯下的诸种暴行却无能为力,只能在私记中写下内心的挫败与沮丧,预感必然走向失败的命运。

成为死语的“宣抚”

与以往相关研究不同,《谋心》一书并未止步于揭露和批判“宣抚工作”的迷惑性、虚伪性,而尝试从宣抚员的个人视角,发现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沦陷区实施殖民统治的思维逻辑,观察沦陷区民众在日伪殖民统治下的悲惨命运,隐形抗争与多重面相,使“宣抚工作”更为具象、真实地呈现于读者面前。

“宣抚”一词,本意是指朝廷中央官员前往地方,将朝廷方针传达给民众,以使民心安定。传统中国“内政化”的词汇转化为日本军国主义的话语,反映日本谋求占据东亚体系中心位置的野心。

随着日本战败,“宣抚”等军国主义用语,自然从日语世界中销声匿迹,成为了再无人使用的“死语”。王萌认为,“宣抚”“征发”“讨伐”等这些今天看来极为怪异的词语,揭示了日本侵略者道貌岸然面目下的侵略本质,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将永远被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以惕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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