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目新闻记者 陈倩

通讯员 张益游

“伪装着自己的身份，隐藏着自己的姓名，做着光明又黑暗的事情。”这是热播电视剧《伪装者》中主角明楼的台词。

而在电视剧外，也有一位比剧中的明楼经历更传奇的特工，身兼中统、军统、日谍、汪伪四重职务，却从未暴露自己中共党员的身份。他冒着生命危险送出的关于日军将放弃“北进”（进攻苏联）而选择“南进”（进攻太平洋地区）的情报，为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就是出生于湖北蕲春的我党隐蔽战线传奇人物袁殊。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极目新闻记者通过湖北省档案馆的档案，了解到这位真实的“伪装者”的传奇故事。

袁殊 湖北省档案馆供图

左翼文学工作者打入中统内部

在湖北省档案馆，可以查到1935年湖北省高等法院对袁殊卷入“怪西人案”的判决书。判决书中明确提出，袁殊因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即共产主义）被判处一年三个月徒刑。而这来源于袁殊1931年创办《文艺新闻》的经历。

省档案馆馆藏民国期间湖北高等法院对袁殊的判决书

判决书中提到了袁殊的原名：袁学易。1911年，袁殊出生于今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大革命时期，他参加了北伐军，但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使他悲愤不已，几经周折，他东渡日本留学，攻读新闻学。

1931年回国后，袁殊创办了《文艺新闻》，并与左翼文学界关系逐渐密切起来。在上海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左联五作家”柔石、胡也频、李伟森、冯铿、殷夫等于1931年2月7日被国民党统治者杀害。袁殊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大胆地将这一消息公开报道，他的命运也因此被改变。

牵连“怪西人案”入狱8个月被保释

1931年10月的一天，袁殊在上海静安寺爱文义路路口的一家咖啡店里，遇到了这位改变他命运的人：中共情报战线、统战工作的传奇人物，同时也是左翼文化运动创始人、领导者之一，著名的“红色特工”潘汉年。

潘汉年对袁殊说：“你想加入前卫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后，我们认为你的愿望可以实现了。”没有党旗，没有宣誓，袁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党员，袁殊受领的任务，是向国民党中上层靠拢，利用合法身份打进敌人心脏，为党获取战略情报。

1932年，袁殊通过表兄贾伯涛的关系，联络到上海市社会局长、中统头子湖北老乡吴醒亚，由此顺利打入国民党中统内部，后来又成为中统的秘密团体“干社”的情报股股长。后来，他又以新闻记者为掩护，结交了日本领事馆随员岩井英一，并担任日本领事馆情报员。至此，袁殊成为具有三重身份的情报员，而当时无论是中统还是日本都不知道，他们网罗的这位情报员，其实是一名中共党员。

三重身份的袁殊在日本人和国民党的眼皮底下，顺利地“伪装”了3年。

然而，1935年，上海突然出了一桩轰动一时的奇案——“怪西人案”，袁殊也因此被军统逮捕。“怪西人”其实是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顿，因被捕后一言不发，连姓名、国籍也不说，故被称为“怪西人”。但审讯人员在他随身携带的一个小本上发现了袁殊的名字和电话，于是，他也被卷入“怪西人案”。但由于日方视袁殊为“亲日派”，国民党的另一情报机构军统也想拉拢他，再加上袁殊的父亲在国民党上层疏通关系，最终，袁殊实际只入狱8个月便被保释。1936年，出狱后的袁殊为避风头，再次赴日本留学。将近一年后回国，恰是“七七事变”爆发前夕，他作为潘汉年直接联系的我党特工，投入了伟大的抗日战争中。

四重身份掩护下建立情报据点

“你是新政府（指汪伪政权）特务委员会的副主任？”“是。”

“你是财政部经济司的财经顾问？”“是。”

“你是军统上海站情报科的科长？”“是。”

“你现在告诉我你是中国共产党？”“是。”

“你还有什么身份瞒着我？”“我还是你大哥。”

这是《伪装者》中明台获知大哥明楼真实身份后的一段经典对话。而潜伏在敌人心脏中的袁殊，身份比电视剧中更加复杂，也更加危险。

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初期，曾经拉拢过袁殊的戴笠亲自登门，表示要对袁殊委以重任。经过向潘汉年汇报请示，袁殊“迎合”了戴笠的要求。很快，袁殊被任命为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而公开的掩护身份依然是记者，他也因此继续与日方的岩井英一保持联系。

面对岩井英一，袁殊以军统人员的身份答应与其合作。在岩井英一的授意下，袁殊写了《兴亚建国论》一文，鼓吹汉奸论调。岩井英一还扶持袁殊组建了“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作为掣肘汪精卫的另一汉奸派系。随后他又让袁殊负责管理作为日本特工机关的“岩井公馆”。

面对军统，袁殊给戴笠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自己因王天木出卖而被76号拘押，由于岩井英一的营救才与日本人合作，虽身为“李陵”但不忘汉室，将打入敌人内部继续为抗日做贡献。此后，袁殊和重庆方面也就一直保持联系。

后来，袁殊还曾任汪伪政权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及教育学院院长、清乡委员会政治工作团团长等伪职。

袁殊曾担任江苏教育厅长（馆藏1941年10月31日的国民新闻报）

在上海这个复杂的情报战场上，袁殊重新建立了同中共、军统以及日本人的多方关系。“兴亚建国运动本部”实际成为中共的一个新的情报据点。不仅日本外务省每月拨给“兴亚”的20万元军票中有相当一部分成为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活动经费，而且在袁殊的具体操作下，一份份重要的战略情报从敌人的心脏发送到了延安。

送出日本“南进”重要情报

1942年初，由日本外务省安排，袁殊作为“兴建运动”的代表，应邀到日本访问。外务省头子野春吉三郎，是组织这一访问的主角。

他向袁殊透露，日本当前的国策，是准备诱降蒋介石，建立一个以日本国为主体的大东亚共荣圈。日军已确定了“南进”的战略部署。这一消息，让袁殊为之一震。

来自各方面的情报表明，日军“南进”，已是确定不移的战略决策了，潘汉年立即将这条重要情报通过延安，转交给苏联。

当时日军面临两条战略进攻路线，“北进”即进攻苏联，而“南进”则是进攻太平洋地区。在欧战全面爆发之后，苏联始终担心腹背受敌。几乎在同一时期，远东情报局的“红色间谍”佐尔格也在日本东京获得同样的战略情报。当时，苏联面临两线作战的压力，有了日军确定“南进”的情报后，苏联才不必担心腹背受敌，得以放心大胆地从远东调出了几十万兵力到西线。这对苏军取得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部署，无疑起到了重大作用。

自1939年到抗战胜利，袁殊从来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这期间他完成的情报工作可谓数不胜数——他们及时向党中央提供了日伪内部的人事更迭；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清乡行动；建立通往根据地秘密交通路线；救援被俘的我方人士——这包括袁殊亲自救出的鲁迅夫人许广平，掩护潘汉年、范长江、邹韬奋等进入根据地；由于情报及时，粟裕率领的新四军部队迅速跳出了日伪合围的“篱笆墙”……

1945年9月，中共党组织通过恽逸群通知袁殊，要求他做好转移到解放区的准备。与此同时，戴笠也委任袁殊为忠义救国军新制别动队第五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授予中将军衔。但戴笠到达上海要亲自接见袁殊，却不见他的踪影。直到第二年，即1946年初，国民党才确知袁殊到了解放区，于是“抗战有功人员袁殊”，立即变成了“共党汉奸”。

在湖北省档案馆，还能找到当时的报纸报道“袁殊被枪决”的消息。而实际上，到达解放区的袁殊，被任命为华东局联络部第一工作委员会主任，以“曾达斋”的名字于1946年重新登记入党。

后来，他一度蒙受不白之冤，直到1982年平反，确认他1931年参加革命工作的事实，恢复了中国共产党党籍。

馆藏1946年7月31日的新蜀夜报报道

2002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专章讲述了袁殊的生平事迹，肯定袁殊“不顾个人的毁誉完成了党交给的特殊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