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环境进入高度不确定周期，多边协作逻辑面临重构。2026年的 APEC“中国年”被赋予超越经济议题本身的秩序重建意义。探索“测不准的世界”的秩序解法不需要消除差异与不确定性，而是要通过“硬联通搭基，软联通定规，心联通筑魂”，在不同系统间保留理解、协商与连接的能力，这正是全球秩序重构中最稀缺的公共品。

文｜时青靖 江玮

编辑｜王延春

即便是在国际商业世界里，ABAC 这个缩写也并不总是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相较于G20（二十国集团）、世界经济论坛等更具媒体效应的平台，ABAC 长期保持着一种“幕后机制”般的存在：低调，程序化，充满漫长而细碎的协商。但在如今全球环境重新进入高度不确定周期的背景下，这种机制正在重新获得某种极其深远的现实指向。

过去几年里，从供应链重组、贸易壁垒、地缘政治冲突，到人工智能引发的新一轮产业秩序重构，全球经济正在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复杂的一次结构调整。许多曾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跨境协作逻辑，正在被重新审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26年的 APEC“中国年”被赋予超出经济议题本身的秩序重建意义。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工商界而言，当前最迫切的现实诉求莫过于在多边语境中重新锚定确定性。

而中信集团副总经理曾琪，正是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上，第一次以 ABAC 中国代表及互联互通工作组主席的身份，进入这个全球商业网络的核心现场。曾琪不仅代表着中国工商界在国际舞台上的理性声音，更背负着中信集团作为中国最具全球化基因的综合性企业之一，在多边机制中输出中国治理智慧的使命。

曾琪更关注的是，在当下亚太环境里，真正稀缺的或许已经不是资本、技术与市场，而是不同社会之间理解彼此的能力。谈及2026年 APEC“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这位新上任的工作组主席展现出了一种大型综合性企业高管特有的宏观格局。在她看来，“亚太共同体”的核心要义本质上是一场在文化与制度的求同存异中寻找全球多边共赢最大公约数的进程。

如何理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在曾琪看来，真正的互联互通，并不只是基础设施的连接，更重要的是不同经济体之间能否逐渐形成可持续协作的规则环境与信任基础。这意味着，许多宏观层面的合作愿景，最终都必须被翻译成具体而细致的商业规则、技术标准与跨境协调机制。

ABAC的现实指向

ABAC 集结了21个经济体的工商界代表，不同制度背景、不同商业文化、不同表达方式在这里交会。每一项最终进入正式讨论的提案背后都不仅仅代表某一个经济体的立场，还往往是多方反复协调的结果。很多时候，一份提案在进入会议室之前，已经历数轮非正式的沟通。

身为 ABAC 互联互通工作组主席，曾琪不仅要参与讨论，更需要组织讨论。她面临的挑战，是让来自21个经济体、拥有不同利益诉求与表达习惯的代表，愿意将各自的意见放进同一个框架中。

“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求同存异的过程。”曾琪说，“只有在一个更加公平、公正、开放的环境中，大家才能真正实现共赢。”

在曾琪看来，亚太共同体的核心并不趋同，而是在差异中持续生成共识的能力。她深刻意识到，世界越分裂，连接越重要。她认为，互联互通不仅仅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或者贸易便利化，其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如何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点，如何让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保持交流与理解，以及如何在不确定性中维持合作。

“在正式参加之前，我其实并不知道，有这么多人，在这么长时间里，一直在默默做这件事情。”她回忆起第一次走进 ABAC 会议现场时的情景，语气里至今仍带着某种意外。真正让她触动的并不是会议本身，而是这个机制持续运转的方式。“如果永远只有一种声音，谁还能坚持30年？”她反问道。语气温柔，却带着坚定。ABAC 最特殊的地方并不在于它拥有多大的权力，而在于它始终维持着一种跨越政治周期的商业协商传统。

也正是在那个阶段，曾琪开始意识到，那些长期参与亚太地区协商、在制度缝隙间维系区域连接的人，或许同样值得被记录。相比聚光灯下的地缘博弈，她更在意的是那些在会议室里被反复修改的技术文本和被长期维护的沟通机制，以及一届届企业代表持续投入其中的耐心。

后来在 ABAC 雅加达会议期间，她正式提出了这个想法。会议上，面对来自21个经济体的工商界代表，这位新任工作组主席用流利的英文提出了一项并不寻常的倡议：希望出版一本关于亚太商业文明与文化连接的著作，即我们看到的这本《和合之构：文化共鸣与亚太新未来》。书中的每一章，都基于对 ABAC 经济体代表的一对一深度访谈。

坐在主讲台的聚光灯下，在那场发言中，她没有从宏大的政治叙事切入，而是将提案归结为3个朴素的问题：“为什么做（Why）”、“为什么是你们（Why you）”，以及“为什么是我（Why me）”。

“很多人并不了解 APEC，也不了解 ABAC 背后有这么多人在长期推动这些事情。”她说。在她看来，每一种商业模式背后，都对应着不同经济体对于合作、信任与秩序的文化理解。商业故事本身也是文化故事，而文化层面的理解与连接，最终会回到区域合作与商业繁荣。

这场发言在当时的雅加达会场引发了共鸣。它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并不是因为提案本身，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少见的多边协商姿态：不急于强调立场与影响力，而是首先承认彼此的长期投入，并试图为这种投入建立被理解、被记录的公共空间。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解释了曾琪在多边机制中一贯展现出的风格，这也正是本书写作团队此次跨越亚太地区，深度追踪并记录这一系列工商领导者面孔的缘起。相比宏大的表达，她更习惯从具体协作出发；相比强调差异，她更关注不同系统之间是否仍然保留着持续对话与相互理解的能力。

几个月后，当 ABAC 第二次会议在墨西哥城召开时，这项倡议已经不再停留在设想阶段。

墨西哥城的春日午后，蓝花楹落满街头，但会场内似乎与窗外的春光隔绝。曾琪在走廊与会议室之间疾行，午餐时间被切割成数段。她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代表敲定访谈，又和其他代表讨论互联互通的新想法，转身又拦住文莱代表，笑语中带着让人难以拒绝的认真：“你一定要接受采访，这很重要。”

ABAC 会议本身并不戏剧化，没有外交场合常见的强烈对抗，也没有公众舆论里的宏大叙事。来自21个经济体的企业家、金融机构负责人和工商界代表，围绕数字规则、跨境支付、供应链韧性、区域协同等议题，一遍遍修改措辞、协调意见，在高度细节化的讨论中缓慢推进那些外界几乎不会注意到的共识。

2026年，ABAC 设立了4个工作组和1个特别工作组，分别聚焦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与创新、互联互通以及金融与经济议题。如何厘清边界、避免议题重复，同时提高提案质量，成为曾琪上任后面对的第一个现实挑战。曾琪和她的团队花费了大量时间进行跨组协调、议题整合与立场沟通。最终，她将互联互通工作组的整体框架归纳为3条主线：基础设施的“硬联通”、制度规则的“软联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心联通”。

银行业深水区的长期坐标

曾琪的职业历程，见证了中国银行业转型最深刻的一轮变迁。

这种跨越产业协同与制度复杂性的能力，并非源自单一的经验积累，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她早年的知识结构。她拥有北京大学法学博士、金融学硕士学位，曾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交流学习，并具备高级会计师资格。法律、金融与财务背景的交织，使她在理解银行体系时既关注规则与制度的边界，也重视商业运行中的现实协调逻辑。

1994年，她加入中国工商银行。彼时，中国的银行体系仍处于从传统国有银行向现代商业银行转型的早期阶段。此后数十年间，中国金融业先后经历市场化改革、股份制改造、国际化合作以及数字化转型等多个阶段。伴随这一进程，中国工商银行也从一家本土大型银行逐渐成长为全球资产规模领先的金融机构之一。

在此过程中，曾琪先后任职于财务会计、会计结算、机构业务、现金管理与个人金融等多个条线，长期穿梭于银行体系的前、中、后台之间。相比单一业务领域的专业路径，这种跨部门、跨职能的经历也让她更早触及大型金融机构内部不同系统之间的协同逻辑。

曾琪回忆，她进入银行体系时，中国商业银行的现代化转型仍处于早期阶段，许多制度、流程与产品都需要在学习国际经验的同时，结合本土环境重新摸索与建立。尤其是在资金管理与交易银行等领域，当时国内金融机构与国际大型银行之间仍存在明显差距。“那时候，国际银行的现金管理已经有一套非常成熟的综合金融服务体系，但在国内，很多人还把它理解成贷款业务的附属服务。”她说。

这种“代差”带来的冲击，在走出国门时变得更加具象。很多年后，曾琪依然记得自己第一次代表中国工商银行站上国际金融舞台时的情景。那是中国银行业加速国际化的早期阶段。中国工商银行已经完成上市，并逐渐成长为全球资产规模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但在当时的国际金融体系里，中国银行业依然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存在。“很多人走到展台前，第一句话就问：‘ICBC 是什么？’”她回忆，那种陌生感在当时给她带来不小的冲击。

那是她第一次如此直接地意识到，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从来不只是规模扩张或资本输出的问题，更深层的挑战是如何被世界理解。

几年后，在一次国际司库管理年会上，主办方首次邀请她作为中国银行业代表在主论坛上发言。为了那场演讲，她提前准备了很久，但真正站上讲台时，她依然感到紧张。“我一直在流利地讲准备的内容，但幻灯片只翻到第一页，后面就再也没有翻过。”她笑着回忆道。演讲结束后，主办方的一位负责人安慰她：“你讲得很好，都不用看幻灯片。”

在之后很多年里，她持续学习国际规则，适应跨文化的沟通方式，她越来越关注的是如何在不同制度与文化之间建立一种能够被理解、被信任的专业表达。

此后多年，伴随外部经济环境与金融体系的持续变化，这种由一线经验逐渐形成的认知方式进一步内化为更稳定的管理判断。从总行制度设计，到地方分行的具体运营，再到海外学习过程中对国际金融体系的观察，曾琪长期处于不同层级、不同系统之间的协调位置。她曾参与多项新业务的制度建设与流程搭建，也曾担任地方分行管理职务，直接面对区域经济与企业客户的实际需求。

这种经历所塑造的并不是某种强调速度的增长逻辑，而是一种更偏向系统稳定与协同治理的管理视角。她长期面对的是覆盖数亿客户的运营体系、全国性的支付网络、多层级组织之间的协同，以及在复杂金融环境下对于风险链条的持续控制。

正因为如此，她后来在谈论全球化、多边机制与区域合作时，很少停留在抽象叙事层面，而更习惯从机制、流程与标准衔接的角度理解问题。她在 ABAC 中反复强调的“互联互通”，在某种程度上，也延续了她早年在大型金融系统内部形成的认知方式——真正决定系统能否稳定运行的往往不是宏大的口号，而是不同节点之间是否能够长期保持兼容、协同与信任。

当这种长期形成于银行体系内部的管理经验，在2024年伴随岗位变化，被带入同时覆盖金融、制造、资源、消费与基础设施等多元产业的中信集团时，她所面对的就不再是单一金融系统内部的协调问题，而是一个更复杂产业网络中的连接与整合。

从协同到连接

加入中信集团后，曾琪进入了一个矩阵式组织结构更为显性的系统。中信集团同时拥有多元产业与全球投资网络，既是金融服务的提供者，也是全球产业体系中的重要参与者。在她看来，如果金融、产业、科技与投资彼此孤立存在，那么所谓综合平台就没有太大意义。真正困难的问题在于，不同系统之间如何形成有效连接，以及什么样的协同能够真正产生超越简单叠加的聚合效应。而这种对于“连接”的深刻洞察，最终内化成了她今天站在中信平台与 ABAC 国际舞台上，重新定义多边互联互通的底气。

在曾琪的系统认知里，真正的互联互通绝不是简单的商品进出口或资本的单向流动，而是一个精密运转的立体网格。在这个网格的底部，首先是作为物理骨架的“硬联通”。它由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跨境基础设施、国际交通干线和供应链物理节点构成。没有这个坚实的硬件底座，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就会失去其物理载体，沦为空中楼阁。然而，真正赋予物理网络流动性的，是作为运行规则的“软联通”。这涉及法律规则的相互承认、数字经济规则的建立、全球数据治理框架的对齐，以及跨境支付清算体系的搭建。

然而，在曾琪看来，在规则之上还存在一个作为全球化底层灵魂但往往被技术官员忽视的“心联通”。它关乎深层的文化理解、对差异的包容，以及人与人之间基于契约精神建立起来的长期信任。“真正的商业合作，很多时候并不是败于利益的分配，而是败于不理解、不信任导致的文化误判与制度错位。”她以一种清醒的克制解构了多边谈判中的核心矛盾。

在 ABAC 负责互联互通工作组期间，曾琪曾多次感受到不同商业文化之间那些微妙而真实的张力。在她看来，不同经济体对于商业关系的理解往往深受各自历史经验与发展路径的影响。一些成熟市场的国外企业更强调资本效率、规则稳定与回报周期，而不少国内企业则更习惯通过长期合作、成本让渡与关系积累来建立信任与生态。“有时候，别人会觉得中国企业是在压低价格，但在很多中国企业自己的语境里，更重要的是让客户少花钱就能买到好东西，哪怕自己少赚一点。建立长期的信任，先予后取、利他共赢才是中国人的生意之道。”她说。

在曾琪看来，这种差异本身并不存在简单的是非之分。许多全球商业摩擦的背后并不是利益冲突，而是不同商业语境对于“合理性”的理解存在偏差。同一种商业策略在不同制度环境中，往往会被赋予截然不同的含义。她逐渐意识到，如果缺乏对彼此文化背景与商业逻辑的理解，双方都容易从自身经验出发解读对方行为，并由此产生误读、防御，甚至更深层的制度不信任。

在一次互联互通声明的讨论中，一位东南亚代表对中方起草文本中的措辞提出了异议。最初，团队一度将其理解为某种“政治性阻力”。但重新审阅后，曾琪发现，对方真正反对的并非议题本身，而是表达方式上的不平衡——其他经济体的提案都经过高度归纳，唯独中方部分仍保留着具体案例式表述。“如果站在对方角度看，这个意见其实是合理的。”她后来回忆道。最终，中方主动调整了文本结构，提案随后顺利通过。在她看来，多边机制真正困难的部分有时不是宏大的原则，而更多的是不同制度与文化之间对“公平表达”与“被尊重感”的细微感知。

对曾琪而言，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提案能否在复杂分歧中形成足够广泛的共识，以及如何通过沟通达成共识。一位代表的提案在上一年曾因遭到反对而被搁置，当这位代表决定今年再度发起时，曾琪没有回避矛盾，而是主动牵头协调。她和团队成员向此前持反对意见的代表征求意见，虽然分歧没有立刻消失，但通过沟通，原本难以处理的对立逐渐进入可协调范围。最终，这项一度被搁置的提案在雅加达会议上得以通过。

曾琪在处理这类多边博弈时展现出了理智和包容。她不将问题拔高为宏大的文明冲突，而是用最务实的逻辑去寻找不同系统之间建立最低程度相互理解的路径。有一次，针对一份跨境支付声明中的措辞调整，面对周边经济体代表近乎苛刻的审视，她直接要求工作团队：“不要带情绪，丢掉口号。对别人的合理关切充分地进行邮件沟通，有道理的，我们就必须改。”她很清楚，在波动的多边机制中，只有用完全对等的专业语言和程序正义去磨平文化棱角，互联互通的“管道”才能真正畅通。

如何将抽象的“心联通”与“文化认知”转化为硬核的商业成果？曾琪在中国工商银行结算与现金管理部任职期间主导的上海迪士尼乐园现金管理权谈判，提供了一个极具温度与情感张力的真实样本。

当年，迪士尼乐园在进入中国市场筛选资金管理银行时，基于对中资银行国际化合规与清算标准的不确定，坚决拒绝了中国工商银行在乐园核心园区内设立传统营业网点的请求。对方的全球标准极其严苛：乐园内部不容许出现任何与乐园运营无关的商业机构，以免破坏人们对童话世界的纯真体验。

面对这一看似难以调和的分歧，曾琪并没有急于强调中国工商银行的规模、技术或市场优势。她后来意识到，双方真正的差异并不在于银行业务本身，而在于对空间与体验的理解方式。

在洛杉矶迪士尼园区，工作人员带她参观了一间并不起眼的办公室，那里曾是华特·迪士尼工作的地方。工作人员告诉她，华特当年常常坐在窗边，观察进入园区的人是否带着笑容。“他们跟我说，迪士尼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商业，而是让任何人到了迪士尼都可以像孩子一样快乐。”曾琪说。

那一刻，她开始理解，对方并不是单纯地拒绝一家银行进入园区，而是在保护一种完整的体验逻辑。“在真正理解对方‘守护体验’的文化基因之后，很多对抗与说服其实就已经失去了意义。”曾琪回忆道。回国后，中国工商银行团队重新调整了方案，即银行不再以传统营业网点的方式进入乐园，而是被重新设计为更贴近迪士尼整体氛围的空间：网点被设置在乐园外围的迪士尼小镇，外部视觉风格也重新进行了调整，内部则加入了大量获得授权的迪士尼主题元素。

在后来的谈判听证会上，还有一个至今被团队反复提起的细节。曾琪注意到，迪士尼团队在连续长时间开会时，对咖啡和甜点会有各自的偏好。于是，她特意让团队提前准备了不同口味的咖啡与甜点，并根据每个人的偏好逐一摆放。

在最后的陈词中，她对迪士尼团队说：“工行争取成为迪士尼的资金管理银行，我们希望真正融入迪士尼的体系。就像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咖啡，虽然我们还没有完全了解每一个人的口味，但这代表一种文化的认同和表达。关于未来双方的合作，我们也非常愿意像不断调整一杯咖啡的口味一样，持续根据迪士尼的需求去优化我们的方案。”

这场关于认知与体验边界的沟通，最终促成了双方的合作。很多年后再谈起这段经历，曾琪依然认为，真正高层次的商业竞争从来不只是功能与效率的竞争，更重要的是不同系统之间是否愿意彼此理解，并为这种理解保留空间。“很多商业合作最后能否达成，决定因素往往并不是利益，而是双方是否能够理解彼此背后的文化逻辑。”她说。

再定义“互联互通”

如果说30年前的互联互通解决的是全球化早期物理网络与信用体系的搭建，那么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始重塑产业结构之后，新一轮全球竞争的重点也正在从单一产品与技术，转向更底层的系统能力。

曾琪对人工智能时代的观察，并不局限于芯片或模型本身。在她看来，人工智能带来的变化，最终仍会回到能源、制造、金融与制度规则之间的整体协同上。

“大家现在讨论人工智能，很多时候还是停留在模型层面，但真正决定未来实力的其实是基础能力。”她说。算力需要能源支撑，能源背后是制造业体系，而制造业又进一步影响全球贸易结构与产业分工。技术竞争的背后，仍然是系统能力的竞争。

因此，在她看来，未来真正重要的未必是某一项单点技术的领先，而是不同体系之间的连接能力，包括算力、能源、支付体系以及制度规则之间能否形成稳定协同。

这种思考也让她重新回到自己长期关注的互联互通问题上。随着数字经济与跨境数据流动不断扩大，未来全球竞争的一部分或许将越来越取决于不同经济体之间能否建立一套彼此兼容、被广泛接受的数字规则与基础设施体系。但这些宏观判断，最终仍需要落回到具体而现实的商业实践上。

对中信集团而言，经济体彼此合作并不是近年的临时选择，而是其长期形成的组织能力。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中信集团已经成长为一家横跨金融与实业的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截至2026年年中，总资产已超过13.5万亿元人民币，业务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信集团近年提出的“双向彩虹桥”战略——“要出国，找中信”“来中国，找中信”，在某种程度上正体现了这种逻辑。“中信所做的并不是单一项目的输出，而是成为连接不同制度、金融与产业体系之间的桥梁。”曾琪强调。

在她看来，今天许多企业在出海时面对的困难已经不是市场问题，而是如何理解当地法律、供应链、金融环境以及文化规则，并在复杂体系之间建立长期稳定的连接能力的问题。在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等地，中信集团推动的海外产业项目也越来越强调产业链之间的整体协同。例如在白俄罗斯农业产业园项目中，园区并不仅仅停留在单一加工环节，而是将绿色能源、农业循环、配套产业链与金融支持整合在一起，形成更具持续性的系统结构。

长期处于大型系统协调与复杂组织管理中的曾琪，对全球化始终保持着一种冷静而务实的判断。她并不回避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进程中面对的现实约束，比如汇率波动、地缘冲突、本地采购规则以及劳动力成本调整等问题。在与中信戴卡墨西哥工厂等海外实业团队交流时，她经常会直接追问一些最现实的问题：在汇率波动、原产地规则限制以及劳动力成本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布局究竟应当如何从早期依赖速度与规模的扩张，逐渐转向更加成熟的全球运营。“未来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融资，还包括中国企业‘走出去’之后，整个系统该怎么协同。”她说。

“首先要做的是尊重全球规则。”她特别提到，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最容易忽视的往往是法律合规、风险管理以及文化沟通。在她看来，许多中资企业往往本能地习惯于高歌猛进的规模扩张，缺乏对地缘波动的防御机制，而很多风险其实可以通过成熟的金融工具与制度安排提前进行管理，比如汇率与利率风险对冲。但比技术工具更重要的，仍然是理解不同文化与制度背后的逻辑差异。

这位长期参与多边协商与跨系统协调的管理者，最后用一句极为朴素的商业常识为企业在不确定周期中的生存法则定了调：“不是要求所有人都一样，而是至少要让别人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

在“测不准的世界”中寻找秩序

面对外界频繁提及的关于当下技术更迭与多边环境的“宏观不确定性”，这位法学博士展现出了一种从容且优雅的系统主义者姿态。她出人意料地引用了物理学中量子力学的基本定理来做类比：“不确定性其实才是宇宙和社会的常态。就像量子力学里的‘测不准原理’（又称不确定性原理），你永远无法在同一时刻精准测量一个粒子的位置与动量。但正是这种本质上的测不准，赋予了系统在波动中不断重组、释放无穷能量的可能。它只不过是在某些历史阶段表现得剧烈一点，在某些阶段表现得平稳一点罢了。”

在曾琪看来，宏观系统如此，个体微观的成长亦然。对当下的年青一代而言，未来的职业轨道、行业变迁乃至全球格局，或许都是模糊而无法精确预测的。但在这些不确定性的波动背后，依然存在着不可动摇的确定性，那就是自己究竟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她提到，自己始终希望年轻人能够具备正直、善良与勇敢这三种品格，并对其做了颇具层次的阐释：坚持原则谓之正直；在任何环境下都不怀疑爱，始终与人为善谓之善良；而所谓的勇敢，则是在复杂且不断变化的系统里，去挑战那些别人基于过往经验告诉你的既定框架，因为只有在挑战与连接的过程中，年轻人才能真正发现属于自己的不可替代的优势。

当谈话触及主流媒体面对女性领导者时常抛出的标配命题——“如何兼顾工作与家庭”时，曾琪的反应有些出人意料。她没有表现出对这一问题的戒备，反而笑了起来，像是察觉到了这个提问背后某种默认前提的荒谬。

“这是一个悖论。为什么总是默认女性一定需要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做选择？”她反问道，“如果一个女性没有社会工作，难道她就只有家庭了吗？这个问题本质上把工作与家庭人为地割裂，并将人简化成了两种角色。”在她看来，工作与生活本来就是完整人生的组成部分。如果将两者完全切割，人反而会被分裂成不同的存在。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更重要的问题始终是：你究竟希望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一个人的特质与追求，既体现在对待工作的专业度上，也体现在对待生活的温度里，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完整、自洽的个体。”

这种寻求完整与自洽的逻辑，不仅是她个人的生活哲学，也是她解构这个复杂世界的思维工具。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中，真正重要的工作从来不是试图彻底消除不确定性，而是依然维持住人与人之间、不同系统之间最基础的、寻找共识的连接能力。

30年的金融与产业协同实践，从一次会议谈判中的茶歇安排，到多边会议上一份声明文本里的措辞调整，曾琪关注的始终都是同一件事：在不同系统之间，如何建立长期稳定的连接。

这种游刃有余并非一蹴而就。

如今，在 ABAC 的会议现场，她已经越来越习惯那种缓慢而高密度的协商节奏。相比强调立场，她更关注不同意见之间是否仍然保留继续沟通的空间。这种笃定与气场，也体现在会议期间她始终稳定而清晰的个人风格之中。白色条纹套装线条干净利落，浅色长裙在灯光下呈现出柔和粉调——它们共同彰显出一种理性与温度之间的平衡；而在小组讨论场合，她则换回更具亲和力的深色套装，丝巾与胸花的细节处理含蓄，隐约彰显一种学院式的知性优雅。

中信集团的总部位于北京的最高建筑——中信大厦。清晨时分，第一缕薄明而清澈的阳光会率先掠过这座直插云霄的玻璃巨塔，将远处西山隐约的轮廓与脚下纵横延展的长安街一并唤醒。这是一家产融巨头的决策中枢，也是曾琪日常工作的所在地。但当她的目光穿透巨大的玻璃幕墙，投向那片被晨曦照亮的长安街时，她所注视的系统早已在无形中跨越了这座城市的物理边界。这种云端之上的宏观视野与她所肩负的庞大使命一样，天然需要一种向下沉降的力量，向着那些更深入、更务实的多边治理底层去破土扎根。

2026年，APEC迎来“中国年”，第三十三次APEC经济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作为APEC框架下的工商界咨询机构，ABAC自1995年成立以来，已走过三十年。三十年来，来自亚太各经济体的工商界代表持续为区域合作建言献策，在分歧与不确定性中推动共识的形成。

亚太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多元文明交汇的区域。区域合作既需要产业链供应链的“硬联通”、制度规则对接的“软联通”，也离不开文明互鉴与相互理解的“心联通”。

值此之际，我们推出【和合之构】专栏，内容均源自同名著作《和合之构》。该书由中信出版集团与《财经》杂志共同打造，系统记录ABAC工商界代表的思想与实践。创作团队深入亚太多个经济体，对数十位ABAC代表开展一对一深度访谈，探寻跨越经济体差异、推动区域合作的商业实践与思想脉络。

本专栏将陆续呈现多位ABAC代表的深度访谈，挖掘商业模式背后的文化逻辑，展现亚太各经济体在差异中寻求共识、在合作中创造共同价值的实践与智慧。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愿我们跟随这些来自亚太各地的实践者，读懂差异之上如何构建合作，看见亚太共同体的鲜活图景。

本文选自《和合之构：文化共鸣与亚太新未来》，中信出版社，2026. 10，《财经》ABAC会议报道组撰稿

责编 | 杨明慧

题图来源｜《和合之构：文化共鸣与亚太新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