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锋系中财绿金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转载自《财新》观点专栏2026年10月08日

“投资与消费，并非非此即彼的选择题。投资派所忧的信心不足，与消费派所指的收入约束，实际上指向的是同一个深层问题”

今年以来，消费修复偏慢、内需不足仍是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与此同时，全球主要央行步入同步紧缩窗口，美联储再度面临加息压力。笔者近期在美国访问时切身观察到当地通胀的粘性仍然明显，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进一步上升。内外因素叠加，中国经济应当依靠什么实现稳定增长，愈发成为各方关切的议题。

在近期的讨论中，有学者提出，解决消费偏弱、内需不足的问题，主要还是要靠投资，并认为"不存在消费驱动的增长方式"，主张中央政府增加发债、加大公共投资力度；他们认为，居民信心不足制约了消费扩张，在此背景下，增加有效需求要靠投资需求的提升。而另一些学者则持不同看法，主张着力提高居民收入、改善分配结构、带动消费。这场讨论在经济学界与社会公众中引发了广泛的争论：投资与消费，孰先孰后？应当从何处着力？

笔者认为，投资派与消费派各有其理据，但讨论大多停留在"选择哪种工具"的层面；而比"选择哪种工具"更值得先行回答的问题是：居民的收入与消费，由一套什么样的机制决定？这套机制的运行状况如何？近年来投资的边际贡献递减、资本市场表现的起伏，都难以单纯以周期因素解释，它们与生产关系的完善、机制的变革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密切相关。

这便回到一个讨论已久却常被搁置的命题——生产关系。中国生产力经过40余年的发展已达到相当水平，而产权安排、要素定价、分配规则、政府与市场关系等生产关系层面的制度安排，其调整与改善的进程却相对滞后。倘若分配机制未曾理顺，居民收入增长缺乏内生的制度支撑，消费刺激政策只能在边际上形成短期托底；唯有厘清机制的运行逻辑并在实践中持续改善，扩大投资、促进消费等政策工具方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更大的经济潜力，蕴藏在民营企业与居民之中；激发这份潜力，关键在于机会的创造——让经济更有活力，让居民更有预期、更有安全感的机制建设与法律保障体系，应当成为改革的方向。本文即尝试沿"机制—收入—消费—内需"的传导链条，对这一命题逐层梳理。

收入是如何决定的：一条需要认真梳理的传导链

居民收入并非政策文件所能直接规定，而是国民收入分配机制运行的结果。国民收入在劳动者、资本所有者与政府之间如何分配，取决于一系列基础性制度安排：工资如何形成、资本回报如何归属、土地增值收益如何分享、财产权利能否得到有效保护、社会保障如何托底。这些安排，构成了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关系。

这条传导链可概括为：生产关系决定分配格局，分配格局决定居民收入水平与结构，收入水平与结构决定消费能力与意愿，消费能力与意愿决定内需的规模与质量。

沿此链条审视，当前的症结则变得较为清晰：在初次分配环节，劳动报酬份额提升缓慢；在财产性收入环节，居民财产增值的渠道尚不畅通；在再分配环节，社会保障的托底功能仍存短板。三者叠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长期徘徊于43%左右。源头的流量受限，仅靠下游疏通，效果终究有限。近年来促消费政策不可谓不密集——消费券、以旧换新、场景创新均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消费率提升总体有限，原因即在于此。故笔者认为，将主要着力点置于机制的持续改善，方为治本之道。

改革开放的历程，就是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的历程

回望40余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居民收入水平的整体提升，正是市场化改革渐进深化的过程，其本质是生产关系不断变革以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过程。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农业经营方式，到民营经济从无到有、由小及大——如今已贡献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就业——再到加入WTO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生产关系层面的每一次调整，都释放出一轮新的增长动能。这一进程及其成就，值得充分肯定。

区域层面的经验同样具有说服力。浙江、广东等经济较为发达、居民收入水平较高且较为稳定的地区，恰恰是民营经济最为发达、政府与企业关系较为平等、藏富于民特征较为鲜明的地方。在同一国家的同一政策周期之内，区域间居民收入水平呈现的系统性差异，与民营经济发育程度及分配机制的高度相关，为"生产关系影响收入格局"这一判断提供了颇具说服力的经验证据。

与此同时，亦应看到，制度供给并未在所有领域同步跟上。部分行业已深度参与国际竞争，薪酬水平与国际接轨；而另一些行业和岗位，劳动报酬却长期偏低。这种结构性落差，本质上反映的是市场化程度尚不充分、法律法规与劳动者权益保护措施尚不健全、分配机制有待完善。换言之，问题并非市场化本身，恰恰是市场化不充分、竞争不充分、保障不到位，使一部分劳动者未能获得与其贡献相称的报酬。

尤须指出的是，当前生产力的发展速度日益加快，人工智能、数字化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催生新的就业形态、新的生产组织方式与新的分配关系，对制度变革提出了新的要求。生产力变革越快，生产关系的调整就越需要及时跟上。

国际比较的启示：分配结构值得深思

对分配机制运行状况的判断，可借助国际比较加以参照。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的研究显示，中国制造业产出中用于支付工人工资的比例，由1992年的6.3%降至2024年的约3.3%，劳动者收入占制造业产出的比例低于美国、日本、韩国、印度、巴西等主要经济体。这一落差的长期存在，对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构成一种优势，但对居民购买力则构成一种约束。然而企业的竞争力与居民的收入，本应统一于国民福利的持续改善之中。黄亚生教授"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同一个人"的判断，简明地道出了其中机理：劳动报酬的水平，同时就是下一轮需求的水平。

宏观口径的国际比较呈现大体相似的结构特征：

如何看待这一差距？笔者认为不必简单归因于某一部门或某项政策，而应将其理解为特定发展阶段发展模式的产物：工业化追赶阶段，分配向积累、生产与出口部门倾斜，集中资源投向基础设施与产业产能，成就了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其历史贡献应当充分肯定。但当生产力发展到今天，既有机制继续运行的边际效果正在递减：产能扩张快于居民购买力的增长，国内市场难以消化的产出日益依赖出口，而低价出口客观上意味着部分国民福利让渡于海外市场。同一套分配机制的功与过、利与弊，须置于发展阶段之中动态评估——这也正是机制需要持续改善的理由。

机制改善的着力环节

对照上述传导链与发展实践，笔者认为以下环节的改善空间较大。

其一，劳动力定价机制。劳动报酬的形成，需要一个公平、公开、透明、平等的市场环境与机制保障。长期以来，工资增长指导更多考虑企业竞争力与就业稳定，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的议价机制相对较弱，劳动报酬占比的提升因而滞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行业间、岗位间收入的结构性落差，亦与劳动力市场分割和竞争不充分密切相关。改善方向包括：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使劳动报酬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动态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完善集体协商与劳动力市场统一的制度安排。在劳动生产率同步提升的前提下，劳动力成本向合理水平回归并非企业的负担，而是内需的来源。

其二，账款支付与劳动报酬保障机制。当前企业间应付账款拖欠与"三角债"问题仍然突出，部分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支付尚缺乏刚性保障。账款拖欠不仅直接压低相关群体的实际收入水平，更因收入的不确定性削弱其安全感，进而抑制消费意愿。将治理制度化——合同履约约束、支付链条监管、失信惩戒、工资支付保障制度与恶意欠薪的法律责任——属于典型的生产关系范畴的完善，也是稳定收入预期最为直接的一环。

其三，土地制度与农民财产权利。农村土地转化为工业和城市用地过程中，增值收益的分配机制尚不均衡，农民获得的财产性收入偏低——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仅相当于城镇居民的约十分之一。让农民更多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是机制改善中潜力最大的环节之一。

其四，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如前所述，民营经济贡献了半数以上的税收与八成以上的城镇就业，是居民收入最主要的载体。值得重视的是，近两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24年下降0.1%，2025年降幅扩大至6.4%，而同期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为增长3.2%与下降3.8%。民间投资的收缩，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民营企业对未来的信心不足与预期偏弱。信心不足的问题，须以制度回应：越是预期偏弱，越需要给这个群体更多的保障与确定性。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实到位，稳定企业家的产权预期与安全预期，企业方才敢于长期投资、扩大用工、提高薪酬。这正是当前机制改善中最应当加力完善的地方。

其五，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2024年中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仅8.3%左右，其中七成以上来自利息，来自股权红利的仅约一成，资本市场在"让居民分享企业成长红利"方面的功能发挥尚不充分。资本市场是居民财产性收入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也是实现机会公平的重要场所。加快基础制度改革，完善退市、信息披露与投资者保护，居民的收入结构方能趋于多元。

其六，新技术条件下的制度供给。人工智能、数字化等新技术的加速应用正在重塑就业形态与分配关系：平台用工与灵活就业规模迅速扩大，数据要素参与分配的规则尚待建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面临新的课题。在立法、社会保障、税收等制度层面及时作出安排，防止新的结构性失衡固化，是当前制度变革需要前瞻布局的领域。

上述环节归结为两个着力点：让民营企业有更多发展的机会，让老百姓有更多增收的能力。笔者长期以"能消费、敢消费、易消费"概括消费的前提，其中"能消费"是基础，它同时取决于机会（就业与创业）与能力（工资、财产性收入与保障）两个侧面，缺一不可。

本币购买力：一个值得关注的维度

在国际比较框架下，尚有一个维度值得提及：本币购买力。若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而劳动力成本相对偏低，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便可能与名义汇率出现一定程度的背离，此即国际经济学中"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所刻画的情形。无论从购买力平价、劳动成本的国际比较，还是从长期贸易顺差与制造业竞争力来看，人民币对主要货币均存在向合理均衡水平渐进回归的空间。笔者在此前发表的专栏文章《内需与汇率——从收入增长机制到预期修复》

结语：机制改善优先，政策顺势而为

回到本文开篇提及的那场争论：投资与消费，并非非此即彼的选择题。投资派所忧的信心不足，与消费派所指的收入约束，实际上指向的是同一个深层问题——生产关系的完善与机制的变革，尚未充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机制理顺了，投资自会流向有效率的领域，其边际贡献得以改善，资本市场方能真正发挥财富效应；居民的收入能力与预期同步增强，消费的扩张亦将水到渠成。工具之争，最终要回归机制之辨。

扩大内需，归根结底不是一个"刺激"的问题，而是一个"机制"的问题。唯有在分配机制的持续改善上下功夫，让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让劳动力定价拥有公平、公开、透明、平等的市场环境，让账款支付与劳动报酬获得刚性保障，让财产性收入的渠道更加畅通，让农民更多分享土地增值收益，让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平等竞争，让本币购买力渐进回归合理均衡，刺激消费、扩大投资等政策工具方能充分发挥作用。与分配机制密切相关的法律改革，产权制度、劳动法律、支付保障规则、财产制度亦应同步推进。

改革开放的经验一再证明：生产关系的每一次改善，都会带来生产力的新解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如此，民营经济的兴起如此，加入WTO如此，未来应对新技术变革的制度创新亦将如此。这一进程不会一蹴而就，但方向是清晰的。机制理顺一分，居民收入便多一分底气，内需便多一分动能。久久为功，中国经济从"生产大国"迈向"消费大国"的转型，便有了坚实的制度支撑，这既是共同富裕的题中之义，也是高质量发展阶段最值得期待的改革红利。